政治哲学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浅析
摘 要：就政治哲学层面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至少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什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可能。前者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和外延的理解，而后者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条件进行探讨。只有对二者进行科学的理解和把握，才能顺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教师论文发表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容；条件教师论文发表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７１６８（２０11）０3－004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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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民族想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该民族的特殊环境，都必须按照该民族的特点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这是不言而喻的。中国共产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张基于此。但是，与所有民族一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底是什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能吗？又何以可能？却并不是意义自明的问题。从政治哲学层面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有助于澄清一些模糊认识，对于我们自觉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一
按照目前流行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但是，这种理解只是一种通俗的说法，就哲学层面而言，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什么，至少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进行解读。
(一)把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是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而如何界定马克思主义，人们在很长的时间里没有搞清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曲折、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看法甚至误解都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关。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解的问题。”［1]（p.291)后来，邓小平在回顾中国开创的社会主义新局面的历史时强调指出，总结过去“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1](p.223)。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从来没有给出过一个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从理论上说，不能下定义，就不能准确地界定它的外延和内涵。因此，对马克思主义，自始就有不同的理解。马克思还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了。马克思针对当时形形色色的、特别是法国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就曾说：“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2]（pp.432-446)所以，鉴别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是从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时候起就必须面对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可以由他们来承担起鉴别何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任务，但是在他们逝世后，就得靠后人自己的研究和判断了。现在世界上有许多种马克思主义，哪一种才是我们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
从横向维度看，同时并存有多种多样的马克思主义，每一种都声称自己是马克思思想的真正继承者。所以毛泽东说：“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3]（p.136)如果抛开意识形态的因素，这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对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都或多或少地起某些作用。既不能说其中有绝对正确的，也不能说根本没有包含马克思主义的因素。这只是一个程度问题。我们曾经信奉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事实证明并不全都符合马克思的思想。那么，在这些马克思主义中，什么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并要加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说是本真的马克思主义呢？只能以马克思（当然也包括恩格斯）本人的思想作为判断的基础。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马克思主义是有特定含义的，这种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指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就是这种思想的集中表达。因此，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必须加强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研究。而这方面，恰恰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所忽略的。正是这种有意无意的忽略，导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言必称西马”和理论研究远远落后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发展的尴尬状况。而其他的马克思主义再精妙也只是分支，不是主干。所以，对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给予应有的关注是必要的，但不能舍本逐末。
从纵向维度看，马克思主义有其自身产生、发展的历史，我们是把过去的还是现在的、早期的还是晚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呢？这实质上是指把马克思主义的形式中国化还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或方法论中国化的问题。邓小平指出，在中国搞社会主义，一定“要有中国的特色。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1]（p.213)。这实质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评价标准：必须能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这就意味着我们要使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应该是来源于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文本，但又不能只是或拘泥于它的文本上的那些文字。因为如果仅仅是书上的文字的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未免太简单了，找人翻译成汉语到现实中套用就行了。而这正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所坚持的观点，其危害也已经为世人所熟知了。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的语言转换成中国人熟悉的语言，而是把蕴含于文字之中的精神实质和方法论中国化。这种马克思主义才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才是我们所理解和正在进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像恩格斯曾指出的那样，“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2]（pp.432-433)。在这里，恩格斯实际上提出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几个原则：第一，必须根据全部历史发展的状况和现实情况重新解释、发展马克思主义，对经典作家的观点和结论要结合新情况与本国的历史重新进行阐发，形成新的结论。第二，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因此不能教条式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第三，马克思主义的应用是一项艰苦的工作，需要各国无产阶级用科学、认真的态度对待它。这样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才是生机勃勃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需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二）把马克思主义的什么中国化？
从内容和形式上说，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的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但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不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这几个部分都中国化呢？显然不是，当前与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在世时已经完全不同了，他们对当时的经济情况的分析显然已经不能适用于当前的经济情况。如果说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东西，也只是用其中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而不是他的具体结论。科学社会主义也是一样。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现在仍然是科学的，因为它是对客观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主要是世界观、方法论和唯物主义。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因此，从内容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中国化，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及其著作中的世界观、方法论、唯物主义，而不是马克思分析当时的现实而得出的具体结论。
从内容的层次上来说，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有适用全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有适用资本主义的各种规律，有指导建立社会主义的各种规律，也有对一时一地的具体事件而得出的结论。这些东西，并不是都能中国化的。有些已经在马克思等经典作家还在世的时候就已经证明是过时的了，有些后来也证明已经过时了，或者经过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这些都是不能中国化的。因此，马克思主义能够被中国化的主要是那些普遍性的原理，那些对指导整个社会主义都适用的原理，那些适用于全人类的原理。邓小平指出：“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1](pp.291-292)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是谁？
这实际上是由谁来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4]（p.318)因此，中国共产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其前提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即，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群众，必然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体，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实践中，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要求。但是，一方面，由于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政治的主体始终是少数社会精英，这种传统必然影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另一方面，由于马克思主义毕竟是从国外传播而来，老百姓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和认识一开始只能依赖学术和政治精英。因此，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政治宣传越来越专业化，都会导致马克思主义逐渐离开其本应该所属的群众，走向精英化和封闭化，从而窒息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机。从一定程度上说，苏东剧变的危机就是马克思主义精英化的发展，最终导致与人民大众疏离的结果。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的历届领导者都坚持不懈地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把人民群众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把人民群众的马克思主义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力之源和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决定性因素。从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来看，什么时候人民群众成为真正的主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能顺利推进，什么时候削弱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会出现曲折。
然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自觉要求，中国共产党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领导和推动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的政治保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主体是中国共产党。邓小平曾明确地指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的。”［1]（p.208)但中国共产党这一主体是以服务于人民群众这一主体为目的的。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主体，其作用在于组织、领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施，教育人民，提高人民的觉悟，引导并保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得以实现。就这方面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群众。也就是说，是什么人在推进、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群众。通过共产党人的政治设计和理论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人民大众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从而增强人民大众实践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强大力量，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前进。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化”是什么？
“化”在哲学上可以理解为变化、转化。从字面上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必须根据中国的特点来改变马克思主义的文字形态，使之适应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避免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词句。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要点在于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之中，解决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因而在这里主要是“运用”之意。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有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改变中国老百姓的思维方式，使中国人民在保留自己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的同时，摆脱传统自然经济条件下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实现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进而实现人的现代化。胡锦涛指出：“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时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5]（p.34)其要义就在于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汲取其民主性的精华，使之实现现代转型。所以“化”表示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情况的相互作用过程，是一个相互发生变化的过程。这个变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运用的过程。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释为用马克思主义的“矢”去射中国问题这个“的”，主要是就“运用”这个意义来说的。
基于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至少有三种含义：一是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二是马克思主义自身必须按中国的特点发生改变，以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三是马克思主义必须使中国的具体实际发生改变，使其适应现代化的环境和条件。按马克思的理解就是要“不断使现存事物革命化，并实际地改变现存事物”。这种改变，不仅包括主体生活的具体环境，也包括作为主体的中国人民本身；而且，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来看，对主体的改变比对主体生活环境的改变要艰难得多、深刻得多。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问题还是在“化”人，即使中国人民马克思主义化。当然，应该看到，在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三个含义是相互关联且同时存在的，不能截然分开。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言，文字的转化是基础，解决实际问题是目的，作为主体的中国人民及其生活环境的马克思主义化则是根本和关键。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的词句神圣化、教条化，而是要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来运用它，并用之以改造中国人民的思想和生活，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转型。
二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当前全体中国人民的共识。这条道路的基本意义有两条：一是资本主义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二是建设社会主义不能照搬外国的模式。这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前提和基本原则。这在毛泽东和他的后继者那里是十分明确的。这条道路具体的轮廓却是在经历了许多挫折后才逐渐变得清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论是作为一个政治口号还是作为一个哲学命题，在中国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但无论是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还是建设道路，都经历了曲折的过程。
具体地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有赖于以下几方面的条件。
（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和巩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的思想理论前提
从脱离实践的理论空谈向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的具体实践的转变，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必须解决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6]（p.815)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着眼于实践的，是为改造中国实践服务的。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的《反对本本主义》是这一过程的重要成果。正是因为本本主义对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使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国情、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现途径，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最终取得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因此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是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1](p.382)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才能取得成功。（二）坚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建设社会主义方针的确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的主体条件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无论是崇拜书本还是照搬外国的模式，都是一种主体的错位，实际上是用文本或外国模式取代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主体地位：用他人的思考来代替自己对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的思考。电视剧《长征》中李德在红军被迫长征途中说，“难道是一个外国人来为中国革命的失败承担责任吗？真是可笑”。这话虽是推脱责任的借口，却从反面把主体错位的危害表达了出来。事实也表明，坚持中国人民的主体地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的前提。正如历史唯物主义所指出的：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只有自己掌握了自己命运的民族，才是一个真正独立的民族。这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的原因。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不是少数的精英而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也是对国内外的社会主义运动进行反思的结果：即使伟大如毛泽东、斯大林者，仍然避免不了犯错误。因此，只有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永葆青春与活力的最终根据和源泉。
正确认识中国国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的根本要求。我们现在建设的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即很不发达的社会主义，这一阶段必须以发展经济为主要任务，这是当前全党的普遍共识。邓小平在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历程时指出：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自我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1]（p.269)其结果不仅没能实现目标，反而造成了巨大浪费，给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鉴于这一深刻教训，邓小平指出：我们建设的“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1](p.252)根据中国的国情，提出切合自己实际的奋斗目标，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成功的重要一环。
（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指导地位的确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顺利进行的理论前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所取得的伟大成果，这一成果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取得的。但是，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指导地位，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要发展，社会主义理论要发展，要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而向前发展。”［1](p.42)正是坚持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科学地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这个社会主义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找到了具体的实现道路。这一道路的确立，使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中国人民的集体自觉，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强大思想理论武器。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果，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物质条件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是基础，政治、文化等是经济的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取得人民的信赖和支持，成为人民自觉实践的武器，首先必须能使人们在实践中得到物质的利益，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因为理论的科学性和生命力就体现在它解决人们在实践中面临的具体问题之中。中国是一个落后的社会主义大国，发展经济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也是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的重要方式。因此邓小平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1](p.373)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科学性，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因为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实现了中国的发展，人民才会实践马克思主义；只有人民实践马克思主义，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得到体现，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因此，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才能真正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基于社会实践的基础之上。
（五）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的政治基础
邓小平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7](p.226)“共产党领导就是我们的优越性。”［1](p.256)这说明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的关键。中国共产党作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不是把人民当做实现自己利益的工具，而是把自己看成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工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富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为了最终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中国共产党的这些特性决定了它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坚定支持者，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领导力量和推进力量。
（六）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不断完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顺利进行的制度保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一种理想，而是一种运动，这种运动的生命力取决于它本身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各个方面和具体环节之中的具体体现。因此，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靠社会主义的具体制度进行保障，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原则和要求体现于具体的制度之中。这种制度，是以保证人民群众的当家做主地位为核心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实践要求进行制度建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国家制度方面的体现。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要求。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3]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训话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4]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6]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容；条件教师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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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民族想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该民族的特殊环境，都必须按照该民族的特点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这是不言而喻的。中国共产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张基于此。但是，与所有民族一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底是什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能吗？又何以可能？却并不是意义自明的问题。从政治哲学层面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有助于澄清一些模糊认识，对于我们自觉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一
按照目前流行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但是，这种理解只是一种通俗的说法，就哲学层面而言，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什么，至少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进行解读。
(一)把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是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而如何界定马克思主义，人们在很长的时间里没有搞清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曲折、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看法甚至误解都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关。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解的问题。”［1]（p.291)后来，邓小平在回顾中国开创的社会主义新局面的历史时强调指出，总结过去“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1](p.223)。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从来没有给出过一个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从理论上说，不能下定义，就不能准确地界定它的外延和内涵。因此，对马克思主义，自始就有不同的理解。马克思还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了。马克思针对当时形形色色的、特别是法国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就曾说：“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2]（pp.432-446)所以，鉴别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是从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时候起就必须面对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可以由他们来承担起鉴别何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任务，但是在他们逝世后，就得靠后人自己的研究和判断了。现在世界上有许多种马克思主义，哪一种才是我们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
从横向维度看，同时并存有多种多样的马克思主义，每一种都声称自己是马克思思想的真正继承者。所以毛泽东说：“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3]（p.136)如果抛开意识形态的因素，这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对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都或多或少地起某些作用。既不能说其中有绝对正确的，也不能说根本没有包含马克思主义的因素。这只是一个程度问题。我们曾经信奉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事实证明并不全都符合马克思的思想。那么，在这些马克思主义中，什么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并要加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说是本真的马克思主义呢？只能以马克思（当然也包括恩格斯）本人的思想作为判断的基础。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马克思主义是有特定含义的，这种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指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就是这种思想的集中表达。因此，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必须加强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研究。而这方面，恰恰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所忽略的。正是这种有意无意的忽略，导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言必称西马”和理论研究远远落后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发展的尴尬状况。而其他的马克思主义再精妙也只是分支，不是主干。所以，对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给予应有的关注是必要的，但不能舍本逐末。
从纵向维度看，马克思主义有其自身产生、发展的历史，我们是把过去的还是现在的、早期的还是晚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呢？这实质上是指把马克思主义的形式中国化还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或方法论中国化的问题。邓小平指出，在中国搞社会主义，一定“要有中国的特色。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1]（p.213)。这实质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评价标准：必须能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这就意味着我们要使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应该是来源于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文本，但又不能只是或拘泥于它的文本上的那些文字。因为如果仅仅是书上的文字的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未免太简单了，找人翻译成汉语到现实中套用就行了。而这正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所坚持的观点，其危害也已经为世人所熟知了。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的语言转换成中国人熟悉的语言，而是把蕴含于文字之中的精神实质和方法论中国化。这种马克思主义才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才是我们所理解和正在进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像恩格斯曾指出的那样，“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2]（pp.432-433)。在这里，恩格斯实际上提出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几个原则：第一，必须根据全部历史发展的状况和现实情况重新解释、发展马克思主义，对经典作家的观点和结论要结合新情况与本国的历史重新进行阐发，形成新的结论。第二，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因此不能教条式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第三，马克思主义的应用是一项艰苦的工作，需要各国无产阶级用科学、认真的态度对待它。这样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才是生机勃勃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需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二）把马克思主义的什么中国化？
从内容和形式上说，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的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但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不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这几个部分都中国化呢？显然不是，当前与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在世时已经完全不同了，他们对当时的经济情况的分析显然已经不能适用于当前的经济情况。如果说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东西，也只是用其中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而不是他的具体结论。科学社会主义也是一样。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现在仍然是科学的，因为它是对客观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主要是世界观、方法论和唯物主义。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因此，从内容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中国化，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及其著作中的世界观、方法论、唯物主义，而不是马克思分析当时的现实而得出的具体结论。
从内容的层次上来说，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有适用全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有适用资本主义的各种规律，有指导建立社会主义的各种规律，也有对一时一地的具体事件而得出的结论。这些东西，并不是都能中国化的。有些已经在马克思等经典作家还在世的时候就已经证明是过时的了，有些后来也证明已经过时了，或者经过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这些都是不能中国化的。因此，马克思主义能够被中国化的主要是那些普遍性的原理，那些对指导整个社会主义都适用的原理，那些适用于全人类的原理。邓小平指出：“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1](pp.291-292)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是谁？
这实际上是由谁来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4]（p.318)因此，中国共产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其前提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即，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群众，必然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体，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实践中，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要求。但是，一方面，由于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政治的主体始终是少数社会精英，这种传统必然影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另一方面，由于马克思主义毕竟是从国外传播而来，老百姓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和认识一开始只能依赖学术和政治精英。因此，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政治宣传越来越专业化，都会导致马克思主义逐渐离开其本应该所属的群众，走向精英化和封闭化，从而窒息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机。从一定程度上说，苏东剧变的危机就是马克思主义精英化的发展，最终导致与人民大众疏离的结果。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的历届领导者都坚持不懈地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把人民群众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把人民群众的马克思主义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力之源和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决定性因素。从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来看，什么时候人民群众成为真正的主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能顺利推进，什么时候削弱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会出现曲折。
然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自觉要求，中国共产党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领导和推动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的政治保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主体是中国共产党。邓小平曾明确地指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的。”［1]（p.208)但中国共产党这一主体是以服务于人民群众这一主体为目的的。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主体，其作用在于组织、领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施，教育人民，提高人民的觉悟，引导并保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得以实现。就这方面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群众。也就是说，是什么人在推进、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群众。通过共产党人的政治设计和理论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人民大众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从而增强人民大众实践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强大力量，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前进。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化”是什么？
“化”在哲学上可以理解为变化、转化。从字面上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必须根据中国的特点来改变马克思主义的文字形态，使之适应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避免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词句。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要点在于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之中，解决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因而在这里主要是“运用”之意。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有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改变中国老百姓的思维方式，使中国人民在保留自己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的同时，摆脱传统自然经济条件下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实现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进而实现人的现代化。胡锦涛指出：“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时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5]（p.34)其要义就在于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汲取其民主性的精华，使之实现现代转型。所以“化”表示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情况的相互作用过程，是一个相互发生变化的过程。这个变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运用的过程。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释为用马克思主义的“矢”去射中国问题这个“的”，主要是就“运用”这个意义来说的。
基于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至少有三种含义：一是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二是马克思主义自身必须按中国的特点发生改变，以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三是马克思主义必须使中国的具体实际发生改变，使其适应现代化的环境和条件。按马克思的理解就是要“不断使现存事物革命化，并实际地改变现存事物”。这种改变，不仅包括主体生活的具体环境，也包括作为主体的中国人民本身；而且，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来看，对主体的改变比对主体生活环境的改变要艰难得多、深刻得多。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问题还是在“化”人，即使中国人民马克思主义化。当然，应该看到，在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三个含义是相互关联且同时存在的，不能截然分开。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言，文字的转化是基础，解决实际问题是目的，作为主体的中国人民及其生活环境的马克思主义化则是根本和关键。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的词句神圣化、教条化，而是要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来运用它，并用之以改造中国人民的思想和生活，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转型。
二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当前全体中国人民的共识。这条道路的基本意义有两条：一是资本主义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二是建设社会主义不能照搬外国的模式。这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前提和基本原则。这在毛泽东和他的后继者那里是十分明确的。这条道路具体的轮廓却是在经历了许多挫折后才逐渐变得清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论是作为一个政治口号还是作为一个哲学命题，在中国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但无论是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还是建设道路，都经历了曲折的过程。
具体地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有赖于以下几方面的条件。
（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和巩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的思想理论前提
从脱离实践的理论空谈向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的具体实践的转变，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必须解决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6]（p.815)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着眼于实践的，是为改造中国实践服务的。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的《反对本本主义》是这一过程的重要成果。正是因为本本主义对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使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国情、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现途径，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最终取得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因此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是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1](p.382)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才能取得成功。（二）坚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建设社会主义方针的确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的主体条件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无论是崇拜书本还是照搬外国的模式，都是一种主体的错位，实际上是用文本或外国模式取代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主体地位：用他人的思考来代替自己对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的思考。电视剧《长征》中李德在红军被迫长征途中说，“难道是一个外国人来为中国革命的失败承担责任吗？真是可笑”。这话虽是推脱责任的借口，却从反面把主体错位的危害表达了出来。事实也表明，坚持中国人民的主体地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的前提。正如历史唯物主义所指出的：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只有自己掌握了自己命运的民族，才是一个真正独立的民族。这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的原因。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不是少数的精英而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也是对国内外的社会主义运动进行反思的结果：即使伟大如毛泽东、斯大林者，仍然避免不了犯错误。因此，只有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永葆青春与活力的最终根据和源泉。
正确认识中国国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的根本要求。我们现在建设的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即很不发达的社会主义，这一阶段必须以发展经济为主要任务，这是当前全党的普遍共识。邓小平在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历程时指出：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自我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1]（p.269)其结果不仅没能实现目标，反而造成了巨大浪费，给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鉴于这一深刻教训，邓小平指出：我们建设的“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1](p.252)根据中国的国情，提出切合自己实际的奋斗目标，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成功的重要一环。
（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指导地位的确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顺利进行的理论前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所取得的伟大成果，这一成果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取得的。但是，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指导地位，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要发展，社会主义理论要发展，要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而向前发展。”［1](p.42)正是坚持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科学地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这个社会主义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找到了具体的实现道路。这一道路的确立，使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中国人民的集体自觉，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强大思想理论武器。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果，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物质条件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是基础，政治、文化等是经济的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取得人民的信赖和支持，成为人民自觉实践的武器，首先必须能使人们在实践中得到物质的利益，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因为理论的科学性和生命力就体现在它解决人们在实践中面临的具体问题之中。中国是一个落后的社会主义大国，发展经济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也是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的重要方式。因此邓小平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1](p.373)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科学性，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因为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实现了中国的发展，人民才会实践马克思主义；只有人民实践马克思主义，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得到体现，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因此，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才能真正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基于社会实践的基础之上。
（五）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的政治基础
邓小平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7](p.226)“共产党领导就是我们的优越性。”［1](p.256)这说明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的关键。中国共产党作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不是把人民当做实现自己利益的工具，而是把自己看成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工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富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为了最终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中国共产党的这些特性决定了它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坚定支持者，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领导力量和推进力量。
（六）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不断完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顺利进行的制度保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一种理想，而是一种运动，这种运动的生命力取决于它本身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各个方面和具体环节之中的具体体现。因此，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靠社会主义的具体制度进行保障，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原则和要求体现于具体的制度之中。这种制度，是以保证人民群众的当家做主地位为核心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实践要求进行制度建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国家制度方面的体现。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要求。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3]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训话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4]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6]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