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战时国共合作中的国共关系——以皖南事变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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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0票  浏览104次 时间：2021年4月08日 09:49

程　飞

（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扬州　225000）

摘　要：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基础，是中国革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具有广泛性、进步性、革命性等优良特点，同时也具有不平衡和独立性的特点。“皖南事变”就是基于两党在这种特点的合作下，在既团结又斗争的状态下产生的。因此，从两党和国内外势力的角度去看待皖南事变的发生及处理，更能体现出真实的战时国共关系。

关键词：合作；事变；关系；认识

作者简介：程飞（1997-）男，汉族，安徽亳州人，硕士在读，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华中抗日革命根据地。

“皖南事变”与战时国共关系背景概述

截然不同的合作态度

积极的共产党与消极的国民党。1937年2月10日，中共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后，发表了《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五项要求以及四项保证，以作为中共第二次合作的前提。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一经发表，立马引起了国民党内部抗日派的赞同，而合作意向并不强烈的国民党政府并没有给出即刻答复。同时，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却通过了“彻底取消所谓苏维埃政府及其他一切破坏统一之组织”的《根绝赤祸案》。

面对共产党的积极合作，蒋介石集团虽然宣布了停止内战，但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戒备、抵制并无放松。在民族独立、国家统一面前，任何进步力量都应该被鼓励而不是打击。共产党作为对抗日军的重要力量，何种集团组织要遏制、打击它，皆是破坏统一战线的行为。

局限的合作区域

战时的国共合作也是暂时的国共合作，是基于军事上的合作。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随后日军不得不放弃先前的速战速决方针，在对中国的正面战场上停止战略性进攻。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宣布了“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军队”的专制主义，确立“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并先后制定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异党问题处置办法》等反共文件，在各级党部设立“特别委员会”，强化法西斯统治，打击破坏共产党和其他进步组织，设立集中营来囚禁、屠杀共产党人、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在11月11日的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把“政治限共为主，军事限共为辅”的方针转变为“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签订军事同盟条约。“此后，德、意、日和英、美等国为了各自的利益，都积极拉拢蒋介石。蒋介石把这一形势看作是大举反共的极好时机。”国民党在国共合作关系上首先打破了平静，以军事合作为基础的，以民族危机为首要任务的国共合作产生松动。

又斗争又团结的合作关系

没有共同的政治纲领、固定的组织形式、平等的合作地位，第二次国共合作具有各自鲜明的独立性。在战时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积极发展抗战革命根据地以至于抗日；积极领导百团大战应对国内的投降气氛以至于维护统一战线。面对中共的行动，国民党政府表现更多的是恐慌，不惜“放弃抗日防务从浙、赣、闽省调兵突围皖南新四军”，担忧共产党割据力量的不断壮大以影响其地位。毛泽东对蒋的态度是“一方面，投降的危机是大大地加重了；另一方面，则仍未丧失克服这种危机的可能性”，坚持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坚持把各种力量团结到底。在此背景下，1941年1月份国民党政府便有计划的制造出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国内外各势力对“皖南事变”中国共关系的态度

“着急”的国民政府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率先为事变发声，并把这次冲突规划于军纪整治，没有任何政治上的意图，以声明并无决裂国共合作之意，在维护己方主动权的同时又能达到在军事上给予中共压力，用来遏制共产党军事力量的扩张。由此，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攻势也暂告一段落。1941年1月17日，在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谈话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令上声明新四军“违抗军令，不遵调遣”，“且袭击前方抗战各部队，实行叛变”，“着将国民革命军新编新四军番号即予撤销，该军军长叶挺着即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副军长项英着即通令各军严缉归案讯办，籍伸军纪。”为配合舆论宣传，国民党中宣部强令各报社原文转载。国民党中宣部长、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称“事态演变至如斯状况，倘不能设法使局势善化，终恐不免恶化”但“国民党中央不想将事态扩大”。

“清醒”的劝和者

“皖南事变”发生的后几天，国内中间势力便力劝国共以“国家民族至上，抗战胜利第一”的原则调解纠纷。23日，中间党派领导人为“皖南事变”起草意见书，指明民族矛盾是当下最主要矛盾，日本才是最大的敌人，希望国民党的军事行动可以适可而止；劝诫蒋介石军纪固然重要，但也要注意收集民心。在民族危机没有解决的时局下，中间势力虽然认为国民党做法不对，但希望国共双方不要为此破裂合作关系，应相互妥协来继续抗日。中间势力认为皖南事变的对错先不予追究，共同抗日才是当下大计。其中黄炎培就给出了代表性话语“不论事情经过之是非，当只如此措置绝对错误，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苏联方面建议中共以政治斗争为主，切勿撕破国共合作关系。毛泽东在“皖南事变”发生时对蒋介石抗日态度偏于过激，大有以军事行动来对抗的态度，并希望苏联停止对重庆方面的武器援助，帮助中共夺取兰州。斯大林对消极抗日的蒋介石制造的“皖南事变”极为震怒，同时对驻中国苏军顾问崔可夫等的失职更为批判。但斯大林仍认为中国的民族矛盾才是主要矛盾，国民党绝不会停止、决裂国共合作，主张中共采取政治进攻而非军事进攻。

苏联对中共的意见是正确和及时的，这在后来的豫南战役、长沙战役等一系列战役所证明，但苏联对中国国情并不明确，对国共势力产生偏见，“苏联接济的军火，中共也可以向国民党要求补给”，在武器援助上没有直接补给中共而是让中共向国民党要求补给。

心机不正的日伪政府

面对蒋介石集团发动的“皖南事变”，只有汪伪政府汉奸和日本表示兴高采烈。1月17日日本同盟社在南京发出电讯“自十四日以来，日军各部亦攻击宣城、金坛附近之新四军，‘国民政府’绥靖部队亦协助日军作战”。汪伪政府大员周佛海：“国共火并，恐从此开始矣。甚盼从此宁渝两方国民党同志能渐趋接近，以至于完全合作，当日夜馨香顶祝以求之。”这也正是周恩来同何应钦所说的“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作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在国内抗日是首要任务，国际上反法西斯亦为首要任务。显然在这种趋势下，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正是应了仇者的意。中共的做法是顺应抗战情况的，自然受到称赞、同情，国民党则反之。

中间势力、美、苏虽然对蒋近乎法西斯的做法深感痛恶但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具体裁决。反而是，中间势力更倾向于国民党为其搭建的政治舞台，美国继续对国民党政府的各项援助，苏联在武器支援方面也偏向国民党。既然是维系合作关系，却不能正确平等的对待国共两党。这反映出国共继续合作的价值，同时也体现出畸形的国共关系。

“皖南事变”发生后，共产党的动向就深受众议，是承认国民党政府所谓的新四军所犯的“错误”，以迎合国民党、维护抗日统一战线；还是冒决裂的危险予以反击，争取公理。前者貌似是维护统一战线的和平方法，可这就促生了国民党反共、独裁的嚣张气焰，并就目前而言国民党仍有消极抗日的气氛，顺服了国民党很有可能就造成像汪精卫那样的革命叛变。显然中共需要采取“以斗争求团结”方针。以顺从屈服的方式求团结，共产党在幼年时期已经遭受过恶果，“中国共产党已非一九二七年那样容易受人欺骗和容易受人摧毁。”介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政策，中共在军事活动上也就更加注重自由性、独立性，对国民党的一些军事行动也抱有戒备心理。1940年8月16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说，国共关系就“现在的国内形势不会立即好转或者立即坏转，会是拖的局面”。会议证实，尽管共产党方面有着改善关系的良好愿望，国民党方面却抱着僵硬的态度，国共两党的关系一时难以取得改善。“皖南事变”发生后，这种“拖”的关系就更加显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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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皖南事变》编纂委员. 《皖南事变》[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

[9]中央档案馆编.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

注释

[1]《皖南事变》[M]，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2]《皖南事变》[M]，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96页。

[3]《毛泽东选集》[M],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730页。

[4]《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谈话》（1941 年 1 月 17 日）[N]，《中央日报》1941 年 1 月 18 日第 2 版。

[5]罗隆基.《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 20 辑，中华书局，1961 年版，第 201 页。

[6]《皖南事变》[M]，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 年版，第 204 页。

[7]《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M]，杨奎松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9页。

[8]周文琪、褚良如.《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1919—1991）》[M]，第377页。

[9]《皖南事变》[M]，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 年版，第 148页。

[10]《周佛海日记》（1941年1月18日），周佛海著，蔡德全编著：

《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M]，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第411页。

[11]《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M]，重庆出版社，1986年5月版，第134页。

[12]《皖南事变》[M]，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 年版，第 168页。

[13]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0年8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