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古文教学应在文化背景下展开

【摘要】  从医学与文化的关系，中医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入手，论述医古文教学的目标和定位应该以文化为内涵，教学重点应该放在文化传授上。

【关键词】  医古文；医学文化；教学

            近年来对于医古文教学的目标和定位学界颇有争议，一如当初的语文教学的概念之争，究竟该是“语言”“文字”，还是“语言”“文学”或“语言”“文化”？众说纷纭之后，最终归位于“人文素质教育”之下。那么医古文教学争论的症结又在何处？无非是其教学中心应为“语言”（字、词、句法），还是思想内涵。于是有不少教学者提出“双目标”论，即在教好句读的情况下，兼顾文化思想的传授，如李道芳的“拓展医古文教学思路增强学生人文素质观念”［1］，吴蓓的“医古文对提高中医文化素质的效果的思考”［2］，毛健雄的“医古文的人文素质教育及其发挥”［3］，拜读了这些大作之余，笔者发现，似乎教学者们为了折中，正在步入误区：其理由一是，大家把“语言文字教学”与“人文素质教育”这两个概念对立了起来，殊不知，语言文字教学原本就是人文素质教育的一部分，中国的汉字是表意文字，而且有大量的多义词和近义词，它往往由型及义，在欣赏揣摩字形的同时领悟其内涵；在了解一个个字的故事中，准确把握它的本义、引申义和比喻义，否则，就无法真正地掌握汉字，汉字是具有鲜明文化色彩的一种文字，所以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注重的就是汉文化的教学，在文化的教学中让外国学生学会理解汉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医古文教学中何尝不可用一下“拿来主义”？理由二是，纵观医古文教材所选篇目，几乎所有内容都无法剥离“汉文化”这一内涵而独立存在。因此，只有把医古文教学纳入文化背景之下，所有困惑才能迎刃而解。

　　1  文化与医学及中医学的关系

    文化与医学从不分家，在《辞海》、《辞源》中“文化”的定义是：人类生存和繁衍的模式叫文化。我们知道不论是生存还是繁衍都与医密不可分。英国文化史学者威廉斯认为文化（culture)一词是意指“一种物质上，知识上和精神上的整体生活方式”［4］，著名人类学学者泰勒则是这样表述的：“文化或文明就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5］据此分析，文化应该是源于生物学，而为人类创造，且为人类所共有，并以信息，知识为线索，来反映社会生活环境的物质和精神存在的总和，具体而言，它应该指人的全部精神创造活动，它涵盖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道德伦理、宗教信仰等等。医学的内容本身就既有宗教的色彩（从起源上看），又具有科学和道德伦理的内容，概言之，它就是文化的另一种形式的反映。反观中国历史，汉语中“文化”一词最早出现于刘向《说苑·指武篇》：“圣人之治天下，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后来，南齐王融在《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中写到“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道。”从中可以了解，中国最早的文化概念是“文治和教化”的意思，正像钱穆所讲，中国的“文化”偏重于精神方面，但也认同了“culture”中有关耕种、养殖、驯化等含义，将文化置于一定的生活方式之上［6］。所以中医诊治的机理也是偏重在精神上的，不论是“气韵”“脉象”还是“阴阳”“辨证”等都偏重在精神上描述。由此可见，西医和中医都根植于与其相应的文化背景。正因为如此，西方的医学院招生是不分文理科的，如加拿大医学院的招生对象是来自于大学前三年在艺术、文学、计算机等其他专业学习的所有学生。反倒是中国医学院（中医、西医）招收的学生是全理科的，大多数学生对人文类知识涉猎甚少，把医学完全当成了一门手艺，而非文化，可叹可悲。

    西医权且不论，但观中医，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只在东汉末期把它列入了“巫医乐师百工之流”，而其他各朝代，都将医与士等同，所以中国历史上许多文人都怀抱着“济世”的想法，入则为士，出则行医，称其“上医医国，其次疾人”［7］ ，“上以疗君亲之疾，下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 ［8］，“不为良相，则为良医”［9］，这就是所谓的“悬壶济世”，这种思想完全脱胎于儒家文化，从《黄帝内经》中黄帝与岐伯对话天下，在治国良策中引出治病良方，到孙中山行医布道，发动辛亥革命，中国的医与文从来是不分家的。故而，《诗经》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同时又是中国现存文献中最早记载有药物的书籍；孙思邈可以是著名的医药学家，同时又是唐代著名文人，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就是他的学生。中医与文化的关系无疑更加密切。

    在这种情形下，还要把医、文分裂，让医自将身价，把它等同于技术、技巧，那它的发展前景堪忧，以中西医结合为例，我认为，没有文化的“结合”不过是一盘大杂烩，只会让中医丧失特征，变成不中不西的四不象，真正中西医结合是应该以中西方文化的大融合为背景的，历史上随着佛文化融入儒道文化成为中国文化水乳交融的一部分后，印度医学中的一些理念也在古代中医养生思想中体现出来，只有文化层面上的融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西医结合，所以中西医结合给了学中医的学生更高的要求和更广阔的舞台，如果说学西医只要通晓西方文化的话，那么今天因为有中西医结合这一提法，就要求学中医的学生必须以学贯中西为目标了。

　2  医古文教学的定位

    “经世致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在今天的中医药大学的教学中，“经世”已难觅踪影，只剩下了“致用”二字，从课程设置来看，充斥着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想，只要技术，不要文化，把专业和文化分割开来，于是连医古文这样的文化课程，也成了工具课和专业课，学生的能力培养就是：解词，断句。教材的课后练习是大量的名词解释和断句训练。其实仔细分析这些字法、句法知识，可以发现学生大多数在中学已经学过这些语法内容，进入大学后，他们需要的更多的是文化方面的积淀和熏陶，即这些他们熟悉的文字，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而且作为中医药学生，他们迫切需要从内到外地锻造自身，达不到老中医那样的道骨仙风，至少该具备一名中医师需要的儒雅风范。这就是医古文教学要完成的任务，因此，医古文应成为一门文化课，而非工具课，它的主要任务是传授中国传统文化。

    为了证明这个观点，首先可就医古文教材的结构分析。从文章的选择范围观察，教材中古代名医传记和论述医德医风的文章占了半壁江山，剩下的一半貌似在谈技术，实则文章仍没有离开文化的内容。如纯描述药物的文章《代赭》中有这样的表述：“水面上有赤色，如薄云者去之”；《昌蒲》中则写道“其二者相似，如竹根鞭”。这种表达上的虚实结合，阅后我们不禁要为古代医家的文字造诣拍案，描述得如此形象准确，又满含浪漫的韵味。窥一斑而见全豹，我们可以说，整个医古文的选文，几乎就是中国文化载体的集大成者，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结构是“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学”［10］，儒释道高度融合。我们在医古文的文选中发现，教材既选了以黄老思想为基础的《易经》《内经》，又选了儒医代表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甚至还选了具有儒释道思想提出“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的孙思邈的《大医精诚》。像这样体例的教材，在教学中不以文化为线索来贯穿，很难把精髓传给学生。其次再就生源情况剖析。中国的医学院学生都是理科出身，文史哲知识积累先天不足，缺乏文化熏陶，文化积淀是现代中国学医者的软肋，今天医生中已很少见医家，大多只是医匠，这种状况对中医药学生冲击尤大，因为中医药与文化有天然的血缘关系。所有这些缺失要靠什么来弥补？纵观中医药大学的课程设置，医古文教学对此责无旁贷。因为医古文课程类似大学中文系中的文选课，它是集文史哲于一身的，学生在文章中徜徉，既可以与古代各位名医进行思想交流，又可以领略医家们在文章中流露出来的文学审美魅力。读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似乎在跟着作者爬山涉水，观赏奇花异草，感悟草精木神；读《内经》又似乎是与智者在谈天说地，运筹于帷屋之内，决胜于千里之外。只有把这些理科生们浸润到这只文化的染缸中，才能造就一批内外兼修，内圣外王的现代医家，否则，医匠这种状况很难改观。

    一位外国学者告诫医学生们：不懂莎士比亚的要慎选医学。唐代孙思邈也说“不知《易》，不可以言太医”。可见，“医”与“文”关系之密切。因此，医古文教学必须举起传播中国文化的大纛，围绕文化元素展开教学，把文化传授作为医古文教学的主要任务和目标。

【参考文献】
  1］李道芳.拓展医古文教学思路增强学生人文素质观念［J］.安徽医学，2005，（10）：19.

　　［2］吴蓓的.医古文对提高中医文化素质的效果的思考［J］.贵阳中医学院学报，2006，（3）：69.

　　［3］毛健雄.医古文的人文素质教育及其发挥［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4，（1）：89.

　　［4］韦森.文化与制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9.

　　［5］马文·哈里斯.文化 人 自然—普通人类学导引［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2.

　　［6］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11.

　　［7］韩铁铮.国语［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2005:7.

　　［8］东汉·张仲景.伤寒论·自序［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7.

　　［9］费振钟.范文正公留下一个信念［J］.苏州杂志， 2006:2.

　　［10］张建.中国传统文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