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湖南卫视《变形计》之真善美

  浅析湖南卫视《变形计》之真善美

                                          周璐

           （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青海省西宁市  810008）

摘要：湖南卫视的“变形计”节目以时下社会热点为题,秉承“换位思考”的理念,在真实的生活中寻找并发现问题,以双方的角色互换为节目内容,让你学会寻找新的角度,站在他人的立场上重新审视自我，播出后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本文试从美学角度分析这一栏目受人瞩目的原因。

 

关键词：变形计  真人秀  真  善  美

 

《变形计》是湖南卫视继《超级女声》后重点研发的一档生活类角色互换纪实栏目，从2006到2008年，这档节目结合当下社会热点，寻找热点中的当局人物，采取一对一互换的形式，安排他们进行互换人生7天，体验对方的生活。节目采取全程每天24小时跟拍的方法，粗加剪辑后原生态播出。

作为一档在社会热点中寻找题材的创新节目，《变形计》的社会意义不言而节目关注时下热点新闻，挖掘新闻中带有社会普遍意义的内涵，通过精心设计的节目形式放大这些内涵，并谋求解决寻找某些热点问题的解决之道。

时隔五年，2012年1月4日起，第五季变形计总结过去、寻求突破，定位于大型青春励志生活类角色互换纪实节目，结合当下青少年最典型最突出问题，聚焦都市子女“现代病”：如网瘾、厌学、脆弱、暴力、物质、冷漠等,让节目影响更多电视机前的青少年,凸显节目的教育意义。

《变形计》把镜头对准了各个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形形色色的普通人，记录他们平平淡淡的日常生活中的努力与艰辛，让观众从现实生活中区寻找真情、良知和人与人之间的爱，这些节目中所记录的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各自不同的命运和人生经历，带给人们最直接的情感体验和对生活的真切体悟。

一、执着的真

从2006年，《变形计》的播出，以及其后在社会各界引起的反响，是有些始

料不及的。这一切成就的得来，如果不全因为“真”，但至少是起于“真”。这里要对《变形计》的形态概念稍做讨论。

湖南卫视声称《变形计》是一档“纪录片+真人秀”模式的“原生态纪录片”[①]，从业界宣传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说法无可厚非，但是，在电视理论工作者来看，“纪录片+真人秀”以及“原生态纪录片”等提法显然混淆了节目的形态概念，模糊了虚构与真实的边界。浑然天成的、不事雕琢的、偶在的“真实”之美是构成纪录片最重要的美学特征，有的学者将“纪录真实环境、真实时间里发生的真人、真事”这“四真”看作是纪录片的生命[②]，而在这四个真实中，真人秀至少有两个，环境和时间，都是被设计出来的[③]，因此，如果从节目形态上来做界定的话，真人秀具有明显的虚构性，是在纪录片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种与纪录片相异的电视节目形态。

在《变形计》节目中，参与者的活动时间和空间都是假定的，都是在节目组的有意安排下发生的；而有些故事又是专门制造出来的，这些虚构成分已经远远超越了浑然天成、不事雕琢、偶在的“真实”的纪录片之美，因此，这类节目应该属于真人秀的范畴，“纪录片+真人秀”的提法不合适，“原生态纪录片”更是不准确。

但是《变形计》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透过现象（科学与虚构）而求真。

首先，是形式层面的突破。拍摄手法的改进，大量采用纪实的跟拍方式和不同方位摄像头的拍摄，而且，尽量用长镜头达到对一个内容单元比较完整的纪录。当然，还有同期声，以保证环境效果的真实。

其次，是让被拍摄对象保持本来的状貌。也就是基本不介入被拍摄对象。

再次，就是题材的选择。这个表面看上去不是问题的问题，在中国的遭遇却并非那样简单。记得丁海宴说过这样一句话“为什么需要获取真实，是因为谎言的存在”。当然，这倒不是[④]有意影射中国的电视传媒谎言很多，但是一个长期专制制度背景中诞生的新社会，那种残存的说谎意识[⑤]，肯定是难以在短时间里根除的。所以类似《变形计》这样选取问题少年，山村教师，吸毒中年、网瘾少年、富二代、多次自杀的孩子等等，这类又心理阴暗的，负面的，甚至涉及隐私的话题，在众多的电视节目中自然脱颖而出，因为它曝出了社会的众多难言之隐。

二、永恒的善

首先，当节目用最大限度的“真”去求“真”的时候，它便反映出一种向善的努力，那就是将真相敞开，以满足大众的知情权与参与权，从而形成一种“公共舆论”。

其次，节目中时常会有悲情主义色彩，悲情是无法解决任何问题，但它本身还有积极的一面，当“普通人民的真实形象和难堪的命运被毫不留情地端了出来，这些人物会刺激着我们，使我们一想到他们就毫无乐观的理由”[⑥]，基于这种同情，会催生正义。

再次，在这些节目中“善”的意志的指引下，我们会沿着因同情而起的对正义的呼唤，开始理性地反思我们的社会制度，我们的文明进程。

最后，用行动来改变世界，改变我们的生存环境。事实也证明，在几期《变形计》播出后，节目中的主人公也受到公众的关注，甚至受到社会的帮助，而湖南卫视为了更好的帮助《变形计》中的贫困学生，湖南卫视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成立了“希望工程·湖南卫视快乐成长基金”。

三、尴尬的美

《变形计》主动以“天下为己任”的面目出现，将交换的概念拓展到了更广义的“交换人生”层次，更将这一概念与时下热点相结合，使节目成为陶冶灵魂、认知世界、阐释人生和表达理想的一个载体，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意义。有观众评价说：“湖南卫视用一种人文的态度，开始主动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开始引导、凝聚一种社会思考……”[⑦]2007年6月7日的《南方声屏报》在题为“从娱乐崛起走向高端崛起”的报道中称：“近两年，国内的电视行业乃娱乐当道，各种选秀甚嚣尘上。在这个当口，以娱乐见长的湖南卫视却反其道而行之，推出了一档叫做《变形计》的非娱乐节目，目标受众直指高端收视群体。”高端群体往往是社会精英和意见领袖，是社会精神的守护者，担当着传统文化传承和延续的重任。而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是理性的基础，关注人类的精神家园和终极关怀。

在这样的价值取向主导下，《变形计》节目中涉及到了许多的社会热点问题：巨大的城乡差距，城市网瘾少年问题，独生子女教育问题，贫困农村学生辍学问题……如此庞大的社会背景，参与者一旦介入，他们身上就被烙上了巨大而鲜明的时代印记，而他们的“变形”过程就成为两个巨大社会群体在生活和观念等方面的强烈撞击过程。如此庞大群体的“互换”，一方面使节目引起强烈的社会震撼，获得高收视率，另一方面，也引发了这档节目不过是“一台商业机器给自己披上最高尚的外衣”，赚取收视率和娱乐大众的争议和指斥。

我们不否认节目制作者有着深重的社会责任感，意欲通过自己的职业努力来守望人类的精神家园，但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从媒体资本增值的角度来看，“交换”很难摆脱自己是追逐收视率的一种手段和媒体牟利的一种策略的窘境，对于善于商业炒作的湖南卫视尤其如是。

但本质上，《变形计》就是一档电视节目，可以在科学精神与人道关切的引领下，以人类共通的视角审视社会和人类自身，引发观众思考，促进社会进步。但是，它承载不起太沉重的社会意义，倘若赋予《变形计》以大众精神救赎者的重大使命，那它的负担就太重了。

 

 

参考文献：

尹鸿 冉儒学 陆虹，《娱乐旋风——认识电视真人秀》，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

王彩平 钱淑芳，《电视变形计》，南方日报出版社，2008年

金丹元 陈犀禾，《新世纪影视理论探索》，学林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