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诉求与守望——试析沈从文文学批评理想探微
论文摘要：作为文学批评名家，沈从文以自己的人性乌托邦重新修复着人文精神生态，他以对荚的诉求与守望实践着自己的文学批评理想，思考着文学创作，探索着文学的未来走向，想象设计着文学的现代形态。代发表职称论文
论文关键词：沈从文；文学批评；人性；美与爱；经典重塑
沈从文以其独特的生活感受、独特的审美体验、独特的精神气质，独步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坛，为后世留下了一部部的文学经典。同样地，作为人文知识分子，他的文学批评以对美的诉求与守护，传承着五四新文学之精神，构建着文学之理想形态，参与着世界意义的创造。
一、人性乌托邦之美学构建
周作人1918年12月发表于《新青年》的《人的文学》，率先竖立起了“人性”觉醒的鲜明旗帜。之后，“人的文学”成为贯穿于五四新文学以来的一条思想主线。周作人以人道主义作为根基，以个人为本位，认为人性是兽性和神性的集合，肯定了人的本能欲望，主张灵肉二重生活要一致，最终实现人性之解放。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梁实秋的文学人性论则更加明确地提出：“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人性是很复杂的，唯因其复杂，所以才是有条理可说，情感想像都要向理性低首。在理性指导下的人生是健康的常态的普遍的；在这种状态下所表现出的人性亦是最标准的；在这标淮之下所创作出来的文学才是有永久价值的文学”，强调了“人性之约束”，“人性”成为文学批评之唯一标准。而到了三十年代，沈从文则申明：“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的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延展丰富了五四以来文学的人性学说，成为经典的自然人性论沈从文所崇尚的理想“人性”，一如其在湘西系列小说中所呈现于世人的那样，是基于人的原初状态之下的天人合一。“他认为：生命是一种至善至美的人的本性，一种蓬勃向上的活力，是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抽象，是健康人生显示的一种完美而崇高的精神。”他在想象构建着自己的人性乌托邦：处身农耕文明社会，本于自然，顺其自然，归于自然，随遇而安，与自然和谐共存；人与人之间，真诚纯朴，充满关爱，超越一切世俗功利，生活的自在状态，人性的自然释放，田园牧歌一般，恬淡而美好。
沈从文曾经满怀希望与欣喜地从原始乡村步入繁华都市，但现实却使他以对“自然人性”的偏爱，以“乡下人”之乡间文化立场来审视现代文明所滋生的各种弊端，批判都市人性的丑陋与萎缩。
在《烛虚》一文中，沈从文秉笔直书：“和尚、道士、会员……人都俨然为一切名分而生存，为一切名词的迎拒取舍而生存。禁律益严，社会益复杂，禁律益严，人性即因之丧失净尽。许多所谓场面上人，事实上说来，不过如花园中的盆景，被人事强制曲折成为各种小巧而丑恶的形式罢了。一切所为所成就，无一不表示对于 ‘自然’之违反，见出社会的拙象和人的愚心。然而所有各种人生学说，却无一不即起源于承认这种种，重新给以说明与界限。更表示对‘自然’倾心的本性有所趋避，感到惶恐。这就是人生。也就是多数人生存下来的意义。”他以敏锐深刻之洞察力，直击肯綮，针砭时弊，诊断出了人性扭曲萎缩的都市文明病症，试图恢复重建自然健康的理想人性形态。自五四新文学以来，诸多作家、批评家都在沿袭着鲁迅先生所开创的“国民性的批判改造”思维模式，有的后来转向了社会历史批评。然而，沈从文却以文学的“人性观”切人，进行了一次新的思想启蒙，开拓了文学批评的新境界。代发表职称论文
基于文学的自然人性哲学，沈从文曾在《小说的作者和读者》一文中指出：“我以为一个作品的恰当与否，必需以‘人性’作为准则。是用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都‘共通处多差别处少’的共通人性作为准则。一个作家能了解它较多，且能好好运用文字来表现它，便可望成功，一个作家对于这一点缺少理解，文字又平常而少生命，必然失败”；在《给志在写作者》一文中他又进一步点明：“一个伟大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对于当前社会黑暗的否认，以及未来光明的向往。“人性”作为沈从文美学理想的意义构建，作为其文学理论批评的一个核心考量与参照，原因在于：对作者而言，“人性”是在小说中的艺术本质表现；对读者而言，“人性”则具有巨大的召唤作用，可以引发其再创造，继而不断地实现自我之完善。
二、文学理想形态之美学守望
作为批评家，无论是作家作品评论还是具体理论创作，沈从文以独到精辟的见地阐释着个人的批评理想，引领着文学的未来走向，以满怀的真挚与期待构建着艺术的美学圣殿，想象设计着文学的现代形态。
沈从文以不变的执着与热忱进行着自己的批评实践。1937年1月，他曾经在《我对于书评的感想》一文中号召实现一场文学运动的自由解放——书评的自由解放，并且进一步明确了评论之功效：“一个作品的同声，又希望成一群读者的指路石”“它沟通了作者与读者的间隔，缩短了作者与读者的距离；对作者言它是一个诤友，对读者言它是一个良友。它的意义是庄严的。沈从文基于对于文学批评的准确定位，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言说着对文学艺术美的诉求与守望。他评论卞之琳的诗：“运用平常的文字，写出平常人的情感，因为手段的高，写出难言的美。”他坦言自己写作的原因：“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这点情绪同宗教情绪完全一样。这点情绪促我来写作，不断地写作，没有厌倦，只因为我将在各个作品各种形式里，表现我对于这个道德的努力。人事能够燃烧起我感情的太多了，我的写作就是颂扬一切与我同在的人类美丽与智慧。若每个作品还皆许可作者安置一点贪欲，我想到的是用我的作品去拥抱世界，占有这一世纪所有青年的心。……生活或许使我平凡与堕落，我的感情还可以向高处跑去；生活或许使我孤单独立，我的作品将同许多人发生爱情同友谊。……”沈从文在人文主义的旗帜下，承续着五四时代“美”与“爱”之文学理想，在“美”与“爱”之中观察体验着生命的意义，书写着社会与人生。在《美与爱》一文中，他又进行了专门的论述：“一个人过于爱有生一切时，必因为在一切有生中发现了‘美’，亦即发现了‘神’。 “然而人是能够重新创造‘神’的，且能用这个抽象的神，阻止退化现象的扩大，给新的生命一种刺激启迪的。”我们实需要一种美和爱的新的宗教，来煽起更年青一辈做人的热诚，激发其生命的抽象搜寻，对人类明日未来向上合理的一切设计，都能产生一种崇高庄严感情。国家民族的重造问题，方不至于成为具文，为空话”。沈从文推崇蔡元培所倡导的“美育代宗教”，很重视文学的审美教育作用，强调由“立人”出发，通过神圣之“美”和世间至“爱”的诗意观照，培塑健康向上的人生观与时代精神，最终实现民族国家的重造与发展。
沈从文曾经评论冯文炳的作品：“充满了一切农村寂静的美”“作者所显示的神奇，是静中的动，与平凡的人性的美”；评论徐志摩所创作的《雪花的快乐》：“这里是作者为爱所煎熬，略返凝静，所作的低诉。柔软的调子中交织着热情，得到一种近于神奇的完美”。足见他的作家作品评论不同于倚重功利性的社会历史批评，更多地基于文学的纯美理想，是一次次的寻美之旅。一方面，沈从文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营造着爱与美的世界，与此同时，他的文学理论批评又在梳理总结着现代文学史，思考探测着文坛状况，表达着对现代文学美学构建与可能设想。
当然，面对文坛创作的概念化、公式化、雷同化、单一化倾向，沈从文力倡“作家问需要一种新运动”，积极祛除作品“差不多”现象之流弊；面对文学的商品化、政治化倾向，沈从文敏锐地探明了“社会固有了进步，文运实已堕落” (之症候所在：“堕落的原因，一为从民十五起始，文学运动势力由北向南，由学校转入商场，与上海商业资本结合为一，文学作品有了商品意义，成为商品之一种。从表面看，是大大发展，事实说来，它必然受损害。一为民十八以后，这个带商品性得商人推销的新文学事业，被在朝在野的政党同时看中了，它又与政治结合为一，从表面看，越有前途，事实说来，只会更糟”；同时提出了“文运的重建”，及时地进行纠偏，修复着文学生态。落实到问题具体方案的设计与施行上，沈从文萌生了“经典重造”之坚定信念：“经典的重造，不是不可能的。经典的重造，在体裁上更觉得用小说形式为便利。这种新经典的产生，还待多数从各方面来努力。这努力的起始，是有识者将写作的专利，从少数‘职业作家’独占情形下解放，另外从一个更宽广的社会中去发现作家，鼓励作家，培养作家”；而且，“新经典的原则，当从一个崭新观点去建设这个国家有形社会和无形观念。尤其是属于做人的无形观念重要。勇敢与健康，对于更好的‘明天’或‘未来’人类的崇高理想的向往。为追求理想，牺牲心的激发……更重要点是从生物学新陈代谢自然律上，肯定人生新陈代谢之不可免，由新的理性产生‘意志’，且明白种族延续国家存亡全在乎‘意志’，并非东方式传统信仰的‘命运’。用‘意志’代替‘命运’，把生命的使用，在这个新观点上变成有计划而能具连续性，是一切新经典的根本”。重造经典，沈从文立于全人类、全民族的高度，由审美构想到审美救赎，以爱与美之崇高艺术理想与人 生观照，超越功利，超越时空，使得有限的生命实现了无限的自由发展。代发表职称论文
三、结语
文学的深邃之处就在于它是对人的心灵世界的一次次探险，是对人的有限性的一次次扬弃与超越，是对无限与永恒的理想性世界的追求。文学，人类生存的美丽神话，在审美观照中，人必然会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于混沌中求真，于灵魂中求善，于自由中求美，沈从文的文学理想逐渐走向着真善美的和谐统一，他以自己的人性乌托邦重新修复着人文精神生态。从“经典重造”到“民族国家重造”，沈从文以对美的诉求与守望实践着自己的文学批评理想，思考着文学创作，探索着文学的未来走向，想象设计着文学的现代形态。
论文关键词：沈从文；文学批评；人性；美与爱；经典重塑
沈从文以其独特的生活感受、独特的审美体验、独特的精神气质，独步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坛，为后世留下了一部部的文学经典。同样地，作为人文知识分子，他的文学批评以对美的诉求与守护，传承着五四新文学之精神，构建着文学之理想形态，参与着世界意义的创造。
一、人性乌托邦之美学构建
周作人1918年12月发表于《新青年》的《人的文学》，率先竖立起了“人性”觉醒的鲜明旗帜。之后，“人的文学”成为贯穿于五四新文学以来的一条思想主线。周作人以人道主义作为根基，以个人为本位，认为人性是兽性和神性的集合，肯定了人的本能欲望，主张灵肉二重生活要一致，最终实现人性之解放。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梁实秋的文学人性论则更加明确地提出：“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人性是很复杂的，唯因其复杂，所以才是有条理可说，情感想像都要向理性低首。在理性指导下的人生是健康的常态的普遍的；在这种状态下所表现出的人性亦是最标准的；在这标淮之下所创作出来的文学才是有永久价值的文学”，强调了“人性之约束”，“人性”成为文学批评之唯一标准。而到了三十年代，沈从文则申明：“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的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延展丰富了五四以来文学的人性学说，成为经典的自然人性论沈从文所崇尚的理想“人性”，一如其在湘西系列小说中所呈现于世人的那样，是基于人的原初状态之下的天人合一。“他认为：生命是一种至善至美的人的本性，一种蓬勃向上的活力，是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抽象，是健康人生显示的一种完美而崇高的精神。”他在想象构建着自己的人性乌托邦：处身农耕文明社会，本于自然，顺其自然，归于自然，随遇而安，与自然和谐共存；人与人之间，真诚纯朴，充满关爱，超越一切世俗功利，生活的自在状态，人性的自然释放，田园牧歌一般，恬淡而美好。
沈从文曾经满怀希望与欣喜地从原始乡村步入繁华都市，但现实却使他以对“自然人性”的偏爱，以“乡下人”之乡间文化立场来审视现代文明所滋生的各种弊端，批判都市人性的丑陋与萎缩。
在《烛虚》一文中，沈从文秉笔直书：“和尚、道士、会员……人都俨然为一切名分而生存，为一切名词的迎拒取舍而生存。禁律益严，社会益复杂，禁律益严，人性即因之丧失净尽。许多所谓场面上人，事实上说来，不过如花园中的盆景，被人事强制曲折成为各种小巧而丑恶的形式罢了。一切所为所成就，无一不表示对于 ‘自然’之违反，见出社会的拙象和人的愚心。然而所有各种人生学说，却无一不即起源于承认这种种，重新给以说明与界限。更表示对‘自然’倾心的本性有所趋避，感到惶恐。这就是人生。也就是多数人生存下来的意义。”他以敏锐深刻之洞察力，直击肯綮，针砭时弊，诊断出了人性扭曲萎缩的都市文明病症，试图恢复重建自然健康的理想人性形态。自五四新文学以来，诸多作家、批评家都在沿袭着鲁迅先生所开创的“国民性的批判改造”思维模式，有的后来转向了社会历史批评。然而，沈从文却以文学的“人性观”切人，进行了一次新的思想启蒙，开拓了文学批评的新境界。代发表职称论文
基于文学的自然人性哲学，沈从文曾在《小说的作者和读者》一文中指出：“我以为一个作品的恰当与否，必需以‘人性’作为准则。是用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都‘共通处多差别处少’的共通人性作为准则。一个作家能了解它较多，且能好好运用文字来表现它，便可望成功，一个作家对于这一点缺少理解，文字又平常而少生命，必然失败”；在《给志在写作者》一文中他又进一步点明：“一个伟大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对于当前社会黑暗的否认，以及未来光明的向往。“人性”作为沈从文美学理想的意义构建，作为其文学理论批评的一个核心考量与参照，原因在于：对作者而言，“人性”是在小说中的艺术本质表现；对读者而言，“人性”则具有巨大的召唤作用，可以引发其再创造，继而不断地实现自我之完善。
二、文学理想形态之美学守望
作为批评家，无论是作家作品评论还是具体理论创作，沈从文以独到精辟的见地阐释着个人的批评理想，引领着文学的未来走向，以满怀的真挚与期待构建着艺术的美学圣殿，想象设计着文学的现代形态。
沈从文以不变的执着与热忱进行着自己的批评实践。1937年1月，他曾经在《我对于书评的感想》一文中号召实现一场文学运动的自由解放——书评的自由解放，并且进一步明确了评论之功效：“一个作品的同声，又希望成一群读者的指路石”“它沟通了作者与读者的间隔，缩短了作者与读者的距离；对作者言它是一个诤友，对读者言它是一个良友。它的意义是庄严的。沈从文基于对于文学批评的准确定位，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言说着对文学艺术美的诉求与守望。他评论卞之琳的诗：“运用平常的文字，写出平常人的情感，因为手段的高，写出难言的美。”他坦言自己写作的原因：“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这点情绪同宗教情绪完全一样。这点情绪促我来写作，不断地写作，没有厌倦，只因为我将在各个作品各种形式里，表现我对于这个道德的努力。人事能够燃烧起我感情的太多了，我的写作就是颂扬一切与我同在的人类美丽与智慧。若每个作品还皆许可作者安置一点贪欲，我想到的是用我的作品去拥抱世界，占有这一世纪所有青年的心。……生活或许使我平凡与堕落，我的感情还可以向高处跑去；生活或许使我孤单独立，我的作品将同许多人发生爱情同友谊。……”沈从文在人文主义的旗帜下，承续着五四时代“美”与“爱”之文学理想，在“美”与“爱”之中观察体验着生命的意义，书写着社会与人生。在《美与爱》一文中，他又进行了专门的论述：“一个人过于爱有生一切时，必因为在一切有生中发现了‘美’，亦即发现了‘神’。 “然而人是能够重新创造‘神’的，且能用这个抽象的神，阻止退化现象的扩大，给新的生命一种刺激启迪的。”我们实需要一种美和爱的新的宗教，来煽起更年青一辈做人的热诚，激发其生命的抽象搜寻，对人类明日未来向上合理的一切设计，都能产生一种崇高庄严感情。国家民族的重造问题，方不至于成为具文，为空话”。沈从文推崇蔡元培所倡导的“美育代宗教”，很重视文学的审美教育作用，强调由“立人”出发，通过神圣之“美”和世间至“爱”的诗意观照，培塑健康向上的人生观与时代精神，最终实现民族国家的重造与发展。
沈从文曾经评论冯文炳的作品：“充满了一切农村寂静的美”“作者所显示的神奇，是静中的动，与平凡的人性的美”；评论徐志摩所创作的《雪花的快乐》：“这里是作者为爱所煎熬，略返凝静，所作的低诉。柔软的调子中交织着热情，得到一种近于神奇的完美”。足见他的作家作品评论不同于倚重功利性的社会历史批评，更多地基于文学的纯美理想，是一次次的寻美之旅。一方面，沈从文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营造着爱与美的世界，与此同时，他的文学理论批评又在梳理总结着现代文学史，思考探测着文坛状况，表达着对现代文学美学构建与可能设想。
当然，面对文坛创作的概念化、公式化、雷同化、单一化倾向，沈从文力倡“作家问需要一种新运动”，积极祛除作品“差不多”现象之流弊；面对文学的商品化、政治化倾向，沈从文敏锐地探明了“社会固有了进步，文运实已堕落” (之症候所在：“堕落的原因，一为从民十五起始，文学运动势力由北向南，由学校转入商场，与上海商业资本结合为一，文学作品有了商品意义，成为商品之一种。从表面看，是大大发展，事实说来，它必然受损害。一为民十八以后，这个带商品性得商人推销的新文学事业，被在朝在野的政党同时看中了，它又与政治结合为一，从表面看，越有前途，事实说来，只会更糟”；同时提出了“文运的重建”，及时地进行纠偏，修复着文学生态。落实到问题具体方案的设计与施行上，沈从文萌生了“经典重造”之坚定信念：“经典的重造，不是不可能的。经典的重造，在体裁上更觉得用小说形式为便利。这种新经典的产生，还待多数从各方面来努力。这努力的起始，是有识者将写作的专利，从少数‘职业作家’独占情形下解放，另外从一个更宽广的社会中去发现作家，鼓励作家，培养作家”；而且，“新经典的原则，当从一个崭新观点去建设这个国家有形社会和无形观念。尤其是属于做人的无形观念重要。勇敢与健康，对于更好的‘明天’或‘未来’人类的崇高理想的向往。为追求理想，牺牲心的激发……更重要点是从生物学新陈代谢自然律上，肯定人生新陈代谢之不可免，由新的理性产生‘意志’，且明白种族延续国家存亡全在乎‘意志’，并非东方式传统信仰的‘命运’。用‘意志’代替‘命运’，把生命的使用，在这个新观点上变成有计划而能具连续性，是一切新经典的根本”。重造经典，沈从文立于全人类、全民族的高度，由审美构想到审美救赎，以爱与美之崇高艺术理想与人 生观照，超越功利，超越时空，使得有限的生命实现了无限的自由发展。代发表职称论文
三、结语
文学的深邃之处就在于它是对人的心灵世界的一次次探险，是对人的有限性的一次次扬弃与超越，是对无限与永恒的理想性世界的追求。文学，人类生存的美丽神话，在审美观照中，人必然会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于混沌中求真，于灵魂中求善，于自由中求美，沈从文的文学理想逐渐走向着真善美的和谐统一，他以自己的人性乌托邦重新修复着人文精神生态。从“经典重造”到“民族国家重造”，沈从文以对美的诉求与守望实践着自己的文学批评理想，思考着文学创作，探索着文学的未来走向，想象设计着文学的现代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