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论析
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审视；价值意蕴
论文摘要：本文审视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探析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意蕴，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挑战和对策。
一、传统文化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审视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的自主意识、独立意识、竞争意识和自我选择的意识逐步增强，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浪潮，面对西方思潮的涌人和意识形态的渗透，面对伴随西方工业文明进步带来的种种冲击，教育对象的思想意识、价值观、思维方式等等日趋多元化和复杂化，给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课题，也对传统文化反思提供一个平台。传统文化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处于何种位置，价值借鉴意义何在?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有何作为?都是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因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上，并不是白纸作画，离不开本土化的国情和人情。因此，关于传统文化的话题，思想政治教育不论在教育资源的挖掘，还是在教育手段的应用和教育目标的实现上我们都不能回避。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政治教育自己的特点，并形成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史。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繁衍生息，而且有着许多灿若星河的历史阶段，必定具有强劲的生命力源，而绝不是某种虚妄颓废的思想文化所孕育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族自尊心首先表现为对民族文化尊严的捍卫，民族自信心首先表现为对民族文化生命力的信赖，民族自豪感首先表现为对民族文化的崇尚。但我们也应意识到中华传统文化是一个复合体，和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一样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在审视传统文化的教育功能上，我们既不能妄自菲薄，崇洋媚外，搞民族虚无主义，也不能自尊自大，固步自封，搞自我中心主义。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我们的文化建设不能割断历史。对民族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结合时代的特点加以发展，推陈出新，使它不断发扬光大。”只有建立在民族自尊心基础上的批判与继承、借鉴与改造、摒弃与创新，用科学方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去旧赋新，才能真正实现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当代价值。
二、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意蕴
1,“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为当代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丰厚的思想资源。传统文化历来强调要以治国平天下为人生最高目标，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为最终目的，始终把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放在首位。这就要求人们必须“以天下为己任、优国忧民”。孟子曾明确指出，人要“生于优患、优以天下”，把个人的修身与济世为民统一起来。范仲淹的一句“先天下之优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和顾炎武的“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更是十分鲜明和精辟地概括了传统文化的爱国主义精神内核。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深深积淀在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之中，感染和熏陶了中国历代许多人物和爱国志士，从陆游“位卑未敢忘优国”、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到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些成为爱国主义精神的典型写照。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像一条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滋润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爱国心田，成为动员和鼓舞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仍然需要弘扬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教育青年，激发他们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和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责任心，使他们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努力学习，报效祖国。
2,“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为倡导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提供了可贵的精神动力。“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之一，是中国人积极人生态度的最集中的理论概括和价值提炼。《易经》对这一精神作了经典性的表述，提出“天地之德日生”，“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说人们应该效法天体之意志，刚健有为、生生不息、不断奋进，不管遇到何种困难挫折，都要不屈不挠，顽强奋斗。孔子的弟子曾参也十分强调这种精神，他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即强调知识分子要有担当道义、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这种精神千百年来一直是构筑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性格的重要基石，是鼓舞中华民族不断向前发展的力量源泉。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中华民族虽然饱经沧桑，历经曲折，但仍然自强自立、生息繁衍、不断强大。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更需要这种精神来激励广大青年奋发向上，以积极的态度投身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
3,“以和为贵、推己及人”的精神，为建设和谐人际关系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和”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和”即矛盾的协调和谐统一，包括宇宙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自身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传统文化尤其注重人与人、人与集体、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倡导和追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睦兄弟、以和夫妇”、“和衷共济”的和谐关系。孔子特别强调，要从“仁”出发去爱人，建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和谐人际关系。孔子的弟子有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孟子更是把“和”提到了决定事业成败的高度来认识。他认为，得天下在于得民，得民在于得民心，民主是取得天下、守天下的基础。故此他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达到“人和”便无敌于天下，以至“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他所谓的“人和”即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一致，以及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协调关系。新的历史时期，尽管人际关系的内容因时代和社会条件的变化而改变了，但倡导和谐人际关系、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和睦仍然是我们处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重要前提和行为准则，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应大胆吸收“和”思想的合理内核，构建和谐人际关系，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人和基础。
4, “穷则思变、革故鼎新”的精神，为开展创新教育提供了的充足的精神财富。创新精神是中华民族前进的不竭动力。虽然传统文化中有保守和缺乏进取的一面，但古往今来，中国文化中还有穷则思变、变法图强的一面。不满足于现状，求新求变，不断变革进取的思想，一直融会于民族精神之中。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种思想流派竞相发展，社会思想十分活跃。这一思想文化活跃繁荣的局面，促成了中华民族革故鼎新、变法图强精神的形成。《易经》中有“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即社会的变化发展要通过一系列的变革而促成。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也提出“世异必变”的主张，指出:‘怪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吕氏春秋》也说“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异时移，变法宜矣。”这些都反映出中华民族的变革精神。中国进人近代后第一次思想解放、革新浪潮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深刻反省近代以来中国落后挨打的惨痛教训，认为各国皆因变法而强、守旧而亡，因此发动“公车上书”、“戊戌变法”，力主变革图强。可见，两千多年来，穷则思变，困则思改，革故鼎新，变法图强，不拘泥于旧法，勇于务实创新，构成了中华民族可贵的精神品格。
5,“勤劳节俭、艰苦奋斗”的精神，为开展艰苦创业教育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勤劳节俭、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精神财富，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力量源泉。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在求生存求发展的拼搏煎熬中，逐渐形成了以勤俭刻苦、强本节用、艰苦奋斗、坚忍不拔为鲜明特征的创业精神。传统文化中历来把勤俭看作是安身立命、治国兴邦之本。宋代名儒欧阳修说:“优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勤俭对国家统治者来说，表现为勤政于邦，爱惜民力，使民以时，勿做劳民伤财之事。《尚书》说:“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对个人来说，则表现为持家、创业，一靠勤，二要俭。“历览前朝国与家，成由节俭败由奢”，这类在人民中间世代相传的民间谚语、治家格言和醒世警句等都体现了这一精神。
三、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对传统文化的挑战和对策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兴衰变迁的积淀，在形成过程中难免带有时代烙印，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因此，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的东西未必是合理的积极的。面对日新月异的21世纪，当代思想政治教育面对新的情况，教育的手段、方法、途径以及实现目标不免与传统思想文化产生矛盾和冲突。因此面对变化了的形势，现代思想道德教育必须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刻反思，积极应对因新旧冲突形成的对传统文化的挑战。
1.道德化与功利性的冲突。传统文化对道德过分倾斜造成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在传统社会中，道德建设一直处于社会生活的中心位置，道德完善也一直是个体和社会发展所追求的最高目标。而经济发展则让位于道德建设。目前，传统文化的泛道德倾向正受到挑战，经济与道德两者的位置出现了转换，道德不再处于社会生活的中心地位，道德水准也不再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状况的唯一标准。相反，经济意识则从附属地位上升到了主导地位，发展经济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任务，经济发展状况也成为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中国传统文化的泛道德倾向，把道德绝对化，甚至脱离现实的要求，片面扩大道德的作用，从而造成了道德与现实的二元对立。在中国历史上就有所谓“利和义”、“欲与理”之辨，个人的需要和欲望在人生价值观念上没有地位。因此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今天，强调对物质利益关注，必然形成中国传统泛道德化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功利性的冲突与对立。
2.整体性与个体性的冲突。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整体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社会中的一个角色;强调个体是渺小而微不足道的，整体是目标，是最高的存在;个人只有在被整体所包摄、消融才有价值可言。这种思想理论在中国封建社会，与宗法关系、等级制度相联系。中国传统文化受宗法制度影响和制约，带有较重的宗教人情色彩。“尊君一敬父一事亲”三大原则为核心的宗法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网的纲。中国传统文化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发展、演变，不可避免带上这样的“血迹”，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特别是封建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对“仁道礼义”做出的种种规定和限制，使传统文化的宗法色彩愈加浓烈。由此便形成了一种以压抑人的个性、否定个体独立意志为主要特征的家庭本位和皇权主义的政治伦理学说。在这种重视自律和利他的人生理想中，个体的生存需求、发展需求被忽略了，自我需求、自我满足、自我实现处于极不重要的位置。当前，个体的生存需求、发展需求成为人生理想的重要内容，尊重自我、关注自我、发展自我成为众多人尤其是青年一代追求的人生理想，对此，在整合传统文化的教育资源，加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对传统文化必须要有一个辩证的认识。
3.绝对性与相对性的冲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在思维方式上追求“善”。求善的思维则重在制定规范、形成约定、讲究求同。要求众多的人有一个相同的思维指向，它通常以是否合乎规范、是否与别人一致、别人能否接受为思维前提，处处遵守外部规则，重视他人对自己的评价。这种思维方式容易造成个体人格的不鲜明和个体行为的僵化保守。当前，随着物质生活的日渐丰富，多元的生活也带来了多元的思维，人们已不再追随他人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更追求一种个性化、有色彩、有特色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从而形成传统与现实的对立和冲突。这种思维方式在思想和理论上则表现为推崇绝对主义。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就有过 “罢默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统治。民间生活更把纲常伦理、祖宗遗训，看作永恒不变的东西。把这种绝对主义的观念带到社会主义新时期，也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上的教条主义态度。应当看到，价值趋向独尊某一思想体系时，很容易把它推崇为一种信仰，从而否认其它学说存在的合理性，禁锢人们对新思想、新理论的探索，压抑人们本来具有的极为丰富的智慧和潜能。
论文摘要：本文审视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探析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意蕴，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挑战和对策。
一、传统文化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审视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的自主意识、独立意识、竞争意识和自我选择的意识逐步增强，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浪潮，面对西方思潮的涌人和意识形态的渗透，面对伴随西方工业文明进步带来的种种冲击，教育对象的思想意识、价值观、思维方式等等日趋多元化和复杂化，给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课题，也对传统文化反思提供一个平台。传统文化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处于何种位置，价值借鉴意义何在?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有何作为?都是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因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上，并不是白纸作画，离不开本土化的国情和人情。因此，关于传统文化的话题，思想政治教育不论在教育资源的挖掘，还是在教育手段的应用和教育目标的实现上我们都不能回避。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政治教育自己的特点，并形成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史。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繁衍生息，而且有着许多灿若星河的历史阶段，必定具有强劲的生命力源，而绝不是某种虚妄颓废的思想文化所孕育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族自尊心首先表现为对民族文化尊严的捍卫，民族自信心首先表现为对民族文化生命力的信赖，民族自豪感首先表现为对民族文化的崇尚。但我们也应意识到中华传统文化是一个复合体，和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一样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在审视传统文化的教育功能上，我们既不能妄自菲薄，崇洋媚外，搞民族虚无主义，也不能自尊自大，固步自封，搞自我中心主义。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我们的文化建设不能割断历史。对民族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结合时代的特点加以发展，推陈出新，使它不断发扬光大。”只有建立在民族自尊心基础上的批判与继承、借鉴与改造、摒弃与创新，用科学方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去旧赋新，才能真正实现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当代价值。
二、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意蕴
1,“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为当代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丰厚的思想资源。传统文化历来强调要以治国平天下为人生最高目标，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为最终目的，始终把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放在首位。这就要求人们必须“以天下为己任、优国忧民”。孟子曾明确指出，人要“生于优患、优以天下”，把个人的修身与济世为民统一起来。范仲淹的一句“先天下之优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和顾炎武的“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更是十分鲜明和精辟地概括了传统文化的爱国主义精神内核。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深深积淀在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之中，感染和熏陶了中国历代许多人物和爱国志士，从陆游“位卑未敢忘优国”、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到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些成为爱国主义精神的典型写照。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像一条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滋润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爱国心田，成为动员和鼓舞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仍然需要弘扬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教育青年，激发他们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和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责任心，使他们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努力学习，报效祖国。
2,“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为倡导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提供了可贵的精神动力。“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之一，是中国人积极人生态度的最集中的理论概括和价值提炼。《易经》对这一精神作了经典性的表述，提出“天地之德日生”，“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说人们应该效法天体之意志，刚健有为、生生不息、不断奋进，不管遇到何种困难挫折，都要不屈不挠，顽强奋斗。孔子的弟子曾参也十分强调这种精神，他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即强调知识分子要有担当道义、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这种精神千百年来一直是构筑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性格的重要基石，是鼓舞中华民族不断向前发展的力量源泉。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中华民族虽然饱经沧桑，历经曲折，但仍然自强自立、生息繁衍、不断强大。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更需要这种精神来激励广大青年奋发向上，以积极的态度投身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
3,“以和为贵、推己及人”的精神，为建设和谐人际关系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和”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和”即矛盾的协调和谐统一，包括宇宙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自身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传统文化尤其注重人与人、人与集体、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倡导和追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睦兄弟、以和夫妇”、“和衷共济”的和谐关系。孔子特别强调，要从“仁”出发去爱人，建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和谐人际关系。孔子的弟子有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孟子更是把“和”提到了决定事业成败的高度来认识。他认为，得天下在于得民，得民在于得民心，民主是取得天下、守天下的基础。故此他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达到“人和”便无敌于天下，以至“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他所谓的“人和”即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一致，以及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协调关系。新的历史时期，尽管人际关系的内容因时代和社会条件的变化而改变了，但倡导和谐人际关系、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和睦仍然是我们处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重要前提和行为准则，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应大胆吸收“和”思想的合理内核，构建和谐人际关系，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人和基础。
4, “穷则思变、革故鼎新”的精神，为开展创新教育提供了的充足的精神财富。创新精神是中华民族前进的不竭动力。虽然传统文化中有保守和缺乏进取的一面，但古往今来，中国文化中还有穷则思变、变法图强的一面。不满足于现状，求新求变，不断变革进取的思想，一直融会于民族精神之中。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种思想流派竞相发展，社会思想十分活跃。这一思想文化活跃繁荣的局面，促成了中华民族革故鼎新、变法图强精神的形成。《易经》中有“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即社会的变化发展要通过一系列的变革而促成。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也提出“世异必变”的主张，指出:‘怪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吕氏春秋》也说“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异时移，变法宜矣。”这些都反映出中华民族的变革精神。中国进人近代后第一次思想解放、革新浪潮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深刻反省近代以来中国落后挨打的惨痛教训，认为各国皆因变法而强、守旧而亡，因此发动“公车上书”、“戊戌变法”，力主变革图强。可见，两千多年来，穷则思变，困则思改，革故鼎新，变法图强，不拘泥于旧法，勇于务实创新，构成了中华民族可贵的精神品格。
5,“勤劳节俭、艰苦奋斗”的精神，为开展艰苦创业教育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勤劳节俭、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精神财富，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力量源泉。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在求生存求发展的拼搏煎熬中，逐渐形成了以勤俭刻苦、强本节用、艰苦奋斗、坚忍不拔为鲜明特征的创业精神。传统文化中历来把勤俭看作是安身立命、治国兴邦之本。宋代名儒欧阳修说:“优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勤俭对国家统治者来说，表现为勤政于邦，爱惜民力，使民以时，勿做劳民伤财之事。《尚书》说:“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对个人来说，则表现为持家、创业，一靠勤，二要俭。“历览前朝国与家，成由节俭败由奢”，这类在人民中间世代相传的民间谚语、治家格言和醒世警句等都体现了这一精神。
三、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对传统文化的挑战和对策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兴衰变迁的积淀，在形成过程中难免带有时代烙印，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因此，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的东西未必是合理的积极的。面对日新月异的21世纪，当代思想政治教育面对新的情况，教育的手段、方法、途径以及实现目标不免与传统思想文化产生矛盾和冲突。因此面对变化了的形势，现代思想道德教育必须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刻反思，积极应对因新旧冲突形成的对传统文化的挑战。
1.道德化与功利性的冲突。传统文化对道德过分倾斜造成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在传统社会中，道德建设一直处于社会生活的中心位置，道德完善也一直是个体和社会发展所追求的最高目标。而经济发展则让位于道德建设。目前，传统文化的泛道德倾向正受到挑战，经济与道德两者的位置出现了转换，道德不再处于社会生活的中心地位，道德水准也不再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状况的唯一标准。相反，经济意识则从附属地位上升到了主导地位，发展经济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任务，经济发展状况也成为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中国传统文化的泛道德倾向，把道德绝对化，甚至脱离现实的要求，片面扩大道德的作用，从而造成了道德与现实的二元对立。在中国历史上就有所谓“利和义”、“欲与理”之辨，个人的需要和欲望在人生价值观念上没有地位。因此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今天，强调对物质利益关注，必然形成中国传统泛道德化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功利性的冲突与对立。
2.整体性与个体性的冲突。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整体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社会中的一个角色;强调个体是渺小而微不足道的，整体是目标，是最高的存在;个人只有在被整体所包摄、消融才有价值可言。这种思想理论在中国封建社会，与宗法关系、等级制度相联系。中国传统文化受宗法制度影响和制约，带有较重的宗教人情色彩。“尊君一敬父一事亲”三大原则为核心的宗法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网的纲。中国传统文化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发展、演变，不可避免带上这样的“血迹”，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特别是封建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对“仁道礼义”做出的种种规定和限制，使传统文化的宗法色彩愈加浓烈。由此便形成了一种以压抑人的个性、否定个体独立意志为主要特征的家庭本位和皇权主义的政治伦理学说。在这种重视自律和利他的人生理想中，个体的生存需求、发展需求被忽略了，自我需求、自我满足、自我实现处于极不重要的位置。当前，个体的生存需求、发展需求成为人生理想的重要内容，尊重自我、关注自我、发展自我成为众多人尤其是青年一代追求的人生理想，对此，在整合传统文化的教育资源，加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对传统文化必须要有一个辩证的认识。
3.绝对性与相对性的冲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在思维方式上追求“善”。求善的思维则重在制定规范、形成约定、讲究求同。要求众多的人有一个相同的思维指向，它通常以是否合乎规范、是否与别人一致、别人能否接受为思维前提，处处遵守外部规则，重视他人对自己的评价。这种思维方式容易造成个体人格的不鲜明和个体行为的僵化保守。当前，随着物质生活的日渐丰富，多元的生活也带来了多元的思维，人们已不再追随他人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更追求一种个性化、有色彩、有特色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从而形成传统与现实的对立和冲突。这种思维方式在思想和理论上则表现为推崇绝对主义。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就有过 “罢默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统治。民间生活更把纲常伦理、祖宗遗训，看作永恒不变的东西。把这种绝对主义的观念带到社会主义新时期，也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上的教条主义态度。应当看到，价值趋向独尊某一思想体系时，很容易把它推崇为一种信仰，从而否认其它学说存在的合理性，禁锢人们对新思想、新理论的探索，压抑人们本来具有的极为丰富的智慧和潜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