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中国在搞论文发表激励吗？
2011年8月5日出版的《科学》周刊发表了两位意大利学者和一位美国学者合写的文章，“变化中的发表激励措施” 。他们分析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7个成员国和三个观察员国家（中国、俄罗斯和新加坡）从2000年到2009年向《科学》周刊的论文投稿数据、最终发表数据以及各国激励论文发表的各类措施，得出结论说：一个国家采取论文发表激励措施，与该国向《科学》周刊的投稿量是相关的；投稿量与金钱激励措施之间的相关性则最为突出。
首先，他们回顾了论文发表激励措施的历史。很长时间以来，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大学里，职称提升与进入终身教职的机会在相当程度上是要看发表记录的。这种做法其实也是一种发表激励。另外，高产作者往往容易被别的大学挖走，挖到新单位后的工资肯定要比过去高的。也就是说，发表量与收入存在着隐含的关系。而在其他国家，一个系能拿到多少经费，曾经主要是看招收多少学生，看系里有多少老师，而不是看发表记录。
20世纪80年代以来，激励人们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做法逐渐普遍起来。在某些国家，只有理工科才重视发表，在另一些国家，不管什么学科都重视发表。英国率先在1986年推行科研评鉴（RAE），即根据每个系以往的科研业绩和同行评议结果来确定其今后的预算。评鉴要考察多个因素，但对于理工科来说，论文数量肯定是核心指标。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紧随其后，推行了一些政策变革，其核心内容是：业绩越好的机构，今后拨款越多；业绩较差的机构，就要减拨经费。最近10年来，挪威、比利时、丹麦、意大利也先后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将至少拨款量的一部分与过去的科研业绩挂起钩来。
另一些国家则针对个人职业升迁采取激励措施，而不是针对机构。德国和西班牙采取的新措施，都是将大学求职机会、升迁机会与提薪机会更紧密地与国际期刊发表情况联系起来。西班牙专门成立了一个国家级的机构来评价年轻科研人员的表现，决定其升迁机会。德国的改革措施则允许各大学将员工的工资水平与科研业绩挂钩。
还有一些国家采取的是直接奖励论文作者的措施。土耳其2008年成立了一家机构，专门搜集本国大学科研人员的发表数据，对于国际期刊上发表的每篇论文，奖励金额约为大学员工平均工资的7.5％。中国科学院从2001年开始采取一些激励措施，各研究所的具体做法不一致，但是，论文奖励金额相对于科研人员的标准工资而言还是相当可观的。在《科学》和《自然》周刊上发文则奖励金额最多。韩国从2006年起推出了类似的政策，对于在《科学》、《自然》和《细胞》三大名刊上发文的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奖励300万韩元（约合2800美元）。
接着，他们作了数据分析。2000至2009年，《科学》周刊收到来自144个国家的110，870篇来稿，其中7.3%得以发表, 第一作者来自53个国家。
他们分析了投稿量和发表量最大的30个国家（即27个OECD成员国和3个观察员国家），其投稿量占总数的95％，发表量占总数的99％。其中11个国家近十年来采取了不同的发表激励措施。研究表明，单单激励措施这一个因素就与22％的投稿量增加相关，针对个人的论文奖励措施则与46％的投稿量增加相关。分析表明，在针对机构、针对个人升迁机会和针对个人的论文奖励三类措施中，只有针对个人升迁机会的措施与论文发表量呈显著相关。论文录用率与论文奖励措施负相关，与另外两种措施不相关。
为了确认以上分析结果的稳健性，他们又考虑了《科学》编委会成员的国别分布和国际合著两个因素，结果发现，即使抛开这两个因素的可能影响，投稿量、发表量与激励措施的相关性依然存在，但是论文录用率与论文激励措施的相关性就不复存在了。
在我国，近年来围绕科研量化考核问题有大量的激烈争论。争论中，有些人说，所有这些激励措施都是中国人自己瞎搞的，SCI简直可以理解成“中国人的蠢主意” 。前述事实表明，采取论文激励措施的并非只有中国，对三大名刊特别青睐的也并非只有中国。当然，别人也在做，不一定就意味着这些做法是合适的。但是，意识到这类问题的普遍性，可以让我们明白解决这类问题的艰巨性。
首先，他们回顾了论文发表激励措施的历史。很长时间以来，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大学里，职称提升与进入终身教职的机会在相当程度上是要看发表记录的。这种做法其实也是一种发表激励。另外，高产作者往往容易被别的大学挖走，挖到新单位后的工资肯定要比过去高的。也就是说，发表量与收入存在着隐含的关系。而在其他国家，一个系能拿到多少经费，曾经主要是看招收多少学生，看系里有多少老师，而不是看发表记录。
20世纪80年代以来，激励人们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做法逐渐普遍起来。在某些国家，只有理工科才重视发表，在另一些国家，不管什么学科都重视发表。英国率先在1986年推行科研评鉴（RAE），即根据每个系以往的科研业绩和同行评议结果来确定其今后的预算。评鉴要考察多个因素，但对于理工科来说，论文数量肯定是核心指标。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紧随其后，推行了一些政策变革，其核心内容是：业绩越好的机构，今后拨款越多；业绩较差的机构，就要减拨经费。最近10年来，挪威、比利时、丹麦、意大利也先后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将至少拨款量的一部分与过去的科研业绩挂起钩来。
另一些国家则针对个人职业升迁采取激励措施，而不是针对机构。德国和西班牙采取的新措施，都是将大学求职机会、升迁机会与提薪机会更紧密地与国际期刊发表情况联系起来。西班牙专门成立了一个国家级的机构来评价年轻科研人员的表现，决定其升迁机会。德国的改革措施则允许各大学将员工的工资水平与科研业绩挂钩。
还有一些国家采取的是直接奖励论文作者的措施。土耳其2008年成立了一家机构，专门搜集本国大学科研人员的发表数据，对于国际期刊上发表的每篇论文，奖励金额约为大学员工平均工资的7.5％。中国科学院从2001年开始采取一些激励措施，各研究所的具体做法不一致，但是，论文奖励金额相对于科研人员的标准工资而言还是相当可观的。在《科学》和《自然》周刊上发文则奖励金额最多。韩国从2006年起推出了类似的政策，对于在《科学》、《自然》和《细胞》三大名刊上发文的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奖励300万韩元（约合2800美元）。
接着，他们作了数据分析。2000至2009年，《科学》周刊收到来自144个国家的110，870篇来稿，其中7.3%得以发表, 第一作者来自53个国家。
他们分析了投稿量和发表量最大的30个国家（即27个OECD成员国和3个观察员国家），其投稿量占总数的95％，发表量占总数的99％。其中11个国家近十年来采取了不同的发表激励措施。研究表明，单单激励措施这一个因素就与22％的投稿量增加相关，针对个人的论文奖励措施则与46％的投稿量增加相关。分析表明，在针对机构、针对个人升迁机会和针对个人的论文奖励三类措施中，只有针对个人升迁机会的措施与论文发表量呈显著相关。论文录用率与论文奖励措施负相关，与另外两种措施不相关。
为了确认以上分析结果的稳健性，他们又考虑了《科学》编委会成员的国别分布和国际合著两个因素，结果发现，即使抛开这两个因素的可能影响，投稿量、发表量与激励措施的相关性依然存在，但是论文录用率与论文激励措施的相关性就不复存在了。
在我国，近年来围绕科研量化考核问题有大量的激烈争论。争论中，有些人说，所有这些激励措施都是中国人自己瞎搞的，SCI简直可以理解成“中国人的蠢主意” 。前述事实表明，采取论文激励措施的并非只有中国，对三大名刊特别青睐的也并非只有中国。当然，别人也在做，不一定就意味着这些做法是合适的。但是，意识到这类问题的普遍性，可以让我们明白解决这类问题的艰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