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盛唐送别诗的民族性风格特征探究
初盛唐送别诗的民族性风格特征探究
张慧中
（泰山医学院 山东泰安 271016 ）
摘要：《全唐诗》中送别之作几乎占十分之三四，在历代送别诗中具有数量大、质量高、多样化等特点，极具代表性和研究价值。综观初盛唐送别诗，其展现出了浓厚的民族性风格特征，这主要通过语言表现在极具民族自豪感和重情谊色彩这两个方面。
关键词：民族自豪感 语言 民族性风格特征 情谊色彩
送别是我国诗歌创作的一大主题，中国有着绵长而丰厚的送别传统，唐代送别诗的创作更是蔚为大观，《全唐诗》中送别之作几乎占十分之三四，在历代送别诗中具有数量大、质量高、多样化等特点，极具代表性和研究价值。综观初盛唐送别诗，其展现出了浓厚的民族性风格特征。这主要体现在极具民族自豪感和重情谊色彩这两个方面。而这一风格特征主要通过语言反映出来。
一、极具民族自豪感的语言
孔颖达在《诗大序正义》中指出：“诗者，人志意之所之适也。虽有所适，犹未发口蕴藏在心，谓之为志。发见于言，乃名为诗。言作诗者，所以舒心志愤懑，而卒成于歌咏。故《虞书》谓之‘诗言志’也。包管万虑，其名曰心；感物而动，乃呼为志。” 孔颖达又言：“志之所适，外物感焉。言悦豫之志则和乐兴而颂声作，忧愁之志则哀伤起而怨刺生。” 综观初盛唐送别诗，其语言极具民族自豪感。这种民族性风格特征通过语言反映在送人赴边别诗、送人和亲别诗和送外国友人别诗中。
在送外国友人别诗中，诗人称日本、新罗等国家为“孤岛”，诸如包佶《送日本国聘贺使晁巨卿东归》：“孤城开蜃阁，晓日上朱轮。”便从侧面反映出唐朝的强大。又如皇甫曾《送归中丞使新罗》：“天遥辞上国，水尽到孤城。”将唐朝称为“上国”，这明显地反映了当时唐朝诗人的民族优越心理。送人赴边别诗的语言更反映出爱国的热忱和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诗人在送别诗中多次称少数民族为“虏骑”，诸如王维《送张判官赴河西》：“单车曾出塞，报国敢邀勋。见逐张征虏，今思霍冠军。”卢象《送赵都护赴安西》：“黠虏多翻覆，谋臣有别离。”还多次称少数民族所在的地域为“绝域”、“绝镇”，诸如张说《送赵顺直郎中赴安西副大都督》：“绝镇功难立，悬军命匪轻。”王维《送刘司直赴安西》：“绝域阳关道，胡沙与塞尘。”又称其“大戎国”，如王维《送宇文三赴河西充行军司马》：“当令犬戎国，朝聘学昆邪。”也有将少数民族地域称为“胡国”的。如《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孟夏边候迟，胡国草木长。”还有称其“鬼方”，如张九龄《饯王尚书出边》：“汉相推人杰，殷宗伐鬼方。”钱起《奉送户部李郎中充晋国副节度出塞》：“鬼方尧日远，幕府代云连。”而王维《送刘司直赴安西》：“当令外国惧，不敢觅和亲。”王维《送宇文三赴河西充行军司马》：“蒲类成秦地，莎车属汉家。”尤其“当令外国惧”和“属汉家”则从正面反映出这种民族自豪感。通过研读这些语言，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在秦陇文化视野下的初盛唐送别诗中，诗人对少数民族及其所在地域的称呼多具有贬义，或从正面或从侧面反映出初盛唐诗人的那种爱国热忱和民族优越心理。
李唐王朝的民族政策也反映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这也可以从送别诗的语言中体会到。诸如孙逖《送李补阙摄御史充河西节度判官》：“西戎虽献款，上策耻和亲。”其中“耻”字反映出唐人的民族自信心，在诗人看来自身的强大应该足以使少数民族臣服，但是和亲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使李唐王朝备受屈辱。因此用了一个“耻”字表达了作为李唐王朝的臣子，在面临和亲政策时内心所感到的耻辱，从侧面反映出初盛唐时期李唐王朝的强大。
之所以能在初盛唐送别诗中体会到深深的民族自豪感，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密切关系。极盛时的大唐帝国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尤其是唐朝初年至安史之乱爆发之前，政治稳定和经济富庶达到了最高峰，大唐帝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和最富有吸引力的国家。所谓“天宝中，承平岁久，自开元门至藩界一万二十千里，居人满野，桑麻如织。” 正反映出了唐代疆域辽阔、政治清明、经济发达、文化繁荣这一事实。百夷臣服，诸邦来朝，唐代人那种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荣誉感最能激生亢奋强梁的豪情和踌躇满志的精神状态，使人充满高度的自信和饱满的政治热情。可见，正是由于李唐王朝的臣子有“悦豫之志”，才使得其送别诗创作中充溢着“和乐兴而颂声作”，反映在诗人们心中便是浓厚的民族自豪感。正如赵翼曾说过：“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此言出东坡，意取象外神，羚羊眠挂角，天马奔绝尘。其实论过高，后学未易遵。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 此处提出了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的特点。而同样的道理，初盛唐之际，正是由于李唐王朝重视与新罗、日本等外族的交往才产生了如此多的此类送别诗。
二、极具重情谊色彩的语言风格
朱熹在《答杨宋卿》中说：“熹闻诗者，志之所之，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然则诗者，岂复有工拙哉？亦视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 综观初盛唐送别诗，极具有重情谊色彩的民族性风格特征，从深处挖掘，这种情感与中国古代儒家伦理有很大关系，儒家重视家庭伦理并以其作为建立自己全部理论框架的基石和出发点。夫妻关系、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家庭关系中最重要的两种。
初盛唐送别诗这种重情谊的民族性风格特征主要从语言角度反映出来。
一方面，反映在诗人对友人前路珍重的殷勤祝愿和对友人旅途安危、艰辛的顾念方面。黄宗羲《明文案序》中指出：“……今古之情无尽，而一人之情有至有不至。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 可见，正是由于诗人自身饱含对友人的深深情谊，才在送别诗中展现出重情谊来。诸如王维《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杨柳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尤其“劝君更近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一句至今脍炙人口，展现在人们眼前的，皆是先得人心之所同也。诗人临别依依，心中有千言万语，却一时无从说起，于是便举起酒杯，劝酒寄情。此句体现出友人之间深深的情谊。语言体现出《诗品》中“鸿雁不来，之子远行，所思不远，若为平生，海风碧云，夜月明，如有佳话，大河前横。” 的沉着特点。又如王维《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九州岛何处远？万里若乘空。向国惟看日，归帆但信风。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诗人用“绿林野屋，落日气清” 的沉着语言，借助艺术的想象和夸张，写出了“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诸样的诗句，通过给人一种诡异的感觉，来极力描写日本国的遥远和海上航行的艰险，这实际上就是在表达他对朋友旅途安危、艰辛的关心和顾念。
另一方面，这种情谊体现在送失意友人方面。传统的中国士人，由于追求出将入相、扬名立功的辉煌，他们总是将家庭之外的广阔社会作为人生舞台，然而在现实的仕途之路上难免遇到不顺心的事情，诸如参加科举考试落第、贬谪等情况。初盛唐送别诗中不乏送友人落第别诗，表现出了诗人重情谊的感情。如王勃《别薛华》：“送送多穷路，遑遑独问津。悲凉千里道，凄断百年身。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苦辛。无论去与住，俱是梦中人。”王勃在政治上几番失意，心情极度郁闷，此首诗便反映出恰逢离别的时候诗人悲凉的心情以及对友人的担忧。首联中一个“穷”字和一个“独”字，真切地渲染出离人凄凉孤独的心境。可见，诗歌把送者与被送者完全放在了同一个“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苦辛”的境遇里，从中我们看到一个身体羸弱的失意书生与友人离别后走向千里归乡路的情景，其实现实中诗人的境遇又何尝不是这个样子呢？正是由于共同的命运才把这两个人连在了一起，惺惺相惜。末联“无论去与住，俱是梦中人”把朋友之间那种风雨同担的感情表达到感人至深，把那种“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送断肠人”的离别之意刻画得十分凄凉，读后令人感到十分缠绵悱恻。又如岑参《送孟孺卿落第归济阳》：“献赋头欲白，还家衣已穿。羞过灞陵树，归种汶阳田。客舍少乡信，床头无酒钱。圣朝徒侧席，济上独遗贤。”诗中用语之沉痛让我们联带起一个年已不惑还奔赴京师，却没有中第应，无可奈何之下还济阳的凄惨的人物形象。其诗笼罩着深深的失败主义的阴霾。而诗人则多是对友人的同情和心疼。语言处处具有《诗品》中“脱巾独步，时闻鸟声，鸿雁不来，之子远行，所思不远，若为平生，海风碧云，” 沉着的语言特点。
综上分析，初盛唐送别诗展现出了浓厚的民族性风格特征，这主要通过语言表现在极具民族自豪感和重情谊色彩这两个方面。
参考文献：
[1] 郭绍虞、王文生.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 罗仲鼎.〈诗品〉今析[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