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内蒙古社会的现代化因素初探
( 包头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内蒙古，包头 014030 )摘 要：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国内政局的动荡以及蒙古民族的衰败落后使内蒙古逐渐陷入了内忧外患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内蒙古社会开始进入转型时期，在行政建制的变迁、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及图强新政进行变革等方面孕育着诸多现代化因素，推进了近代内蒙古地区的现代化进程。
关键词：近代；内蒙古；现代化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饱受列强的欺凌，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处中国北部边疆的内蒙古地区也陷入内忧外患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内蒙古社会进入了一个图存图强、不断革新的社会转型时期，表现出了很多新的特点，社会内部已经孕育着诸多现代化因素，开始艰难地迈向现代化之路。
一、内忧外患中的近代内蒙古社会
第一，帝国主义列强对内蒙古的入侵引发严重的边疆危机。
清中叶以后，随着我国国势日衰，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纷纷侵入中国，掠夺权益、划分势力范围。沙皇俄国也不甘落后，利用自己同中国边界相连的地域优势，依靠强大的武力，趁机东进，由外蒙古向内蒙古逐渐渗透。沙俄通过与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吞并了中国大片领土，还独霸整个内蒙古市场，持续地进行殖民掠夺性质的俄蒙贸易。继沙俄之后，英美等西方列强也进入内蒙古地区进行侵略和掠夺。到19世纪末叶，内蒙古已经被纳入国际资本主义市场，成为俄、英、美等国掠夺土畜产、工业[1]
原料的基地和倾销其近代工业品的场所。
日俄战争后，日本获取了俄国在南满的权力，也侵入内蒙古地区。一战后，日本更是视满蒙为其生命线，加紧侵略中国东北和内蒙古地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进而将内蒙古东部地区划入伪满洲国的版图。七七事变后，日本占领察哈尔省和绥远省的大部分地区。至此，内蒙古大部分地区沦入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
日俄侵略势力在内蒙古的渗透和挑唆，加深了内蒙古地区的半殖民地化。同时，外族入侵也加剧了蒙古王公对中央政府的离心倾向，内蒙古地区的危机日益加重，边疆处于危急状态。
第二，近代以来内蒙古逐渐走向衰败和落后。
自清朝建立以来，为加强对内蒙古地区的管理和控
制，长期实行封禁政策，严重阻隔了蒙汉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使内蒙古处于封闭落后的状态。鸦片战争后，随着战争规模扩大，连遭败绩的清政府开始调用蒙古骑兵。
按清制，蒙古兵丁出征所乘马匹、武器装备和粮秣军装均需自备。马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是其生活资料也是基本生产资料，战争期间，清政府从蒙古各地征调了战马达数万匹，再加上蒙古族兵员的巨大伤亡和沉重的军费负担，都对所在盟旗的社会生产和生活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加剧了内蒙古地区的贫困和落后。
事实上，在现代战争中，蒙古贵族的腐朽和蒙古骑兵的落后暴露无遗，在抵御外部侵略和镇压农民起义时蒙古骑兵已不能发挥昔日的作用了。当关内和邻区的大规模战火蔓延到内蒙古后，无论是科尔沁部还是鄂尔多斯部，几乎到处都是蒙兵军备不整、士气低落、一触即溃甚至不战即溃，昔日以勇武强悍称雄的蒙古民族甚至已经不能保护[2]
自己的家园。 因此，清廷开始倚重汉族实力派官僚、洋务派来镇压农民起义、维持其统治，蒙古贵族政治地位逐渐下降。同时，由于帝国主义在蒙古地区获得种种特权，建洋行、开矿山、修铁路、驻军，外国商人、传教士自由往来，内地流民大量流入，使蒙古地区的封禁已经名存实亡。而一些蒙古王公在帝国主义的拉拢收买下，离心倾向加强，边疆处于危急状态。
二、近代内蒙古省县制的建立对现代民族国家整合的推动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近代中国向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面临严峻的国家整合问题。要治理多民族国家，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划一边疆民族地区的地方行政是历届中[3]
央政府强化统治、推进政治整合的重要步骤。
自清以降，内蒙古地区的政治建制经历了从清代建立盟旗制度，到北洋政府时期设立热、察、绥三特别区，再到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改省的一个变迁过程。近代以来，随着日俄势力不断深入内蒙古地区，边疆危机进一步加深，为加强对内蒙古地区的有效控制，将内蒙古纳入全国的行政体制中，南京国民政府设立了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青海、西康等省，这样就使当时内蒙古的六盟二部四特别旗全部被划入黑、吉、辽，以及热、察、绥、宁夏各省，从而完成了清末以来中国统治者在内蒙设省的夙愿。
热察绥等省的设置，在客观上有利于抵御和反击沙俄及日本对内蒙古的侵略和渗透,使内蒙古的蒙汉民族建立了省域观念,同时也减消了盟旗封建王公的势力，使他们认同[4]
国家民族的一统,促进了全国的一体化 。因为省县管理体制的建立，大量迁入内蒙古地区的汉族农民得到有效管理,这有利于这一地区汉族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因此加速了内蒙古地区单一牧业生产结构的转型,而且,由于蒙汉民族间日常互动的增加,相当一些蒙古族也转而从事农业生产,尽管其仍然从事较为粗放的农业生产,地区经济转型[5]
过程中,民族经济转型也己经粗具规模。” 省制的建立，增加了管理汉族人口的县治，这“既有利于开发建设，又便利了内地与边疆地区人口进一步流动，及经济、文化的交流，成为抵御外敌入侵，维护国家统一更深厚持久的内[6]
在力量。”
因此，建立省制,在客观上推动了热、察、绥三省与内地的行政一体,有利于打破蒙汉民族间的文化壁垒,实现相互间的社会文化的整合 。
但同时，在热、察、绥改省过程中，由于国民政府推行大汉族主义民族同化政策，损害了蒙古民族的利益，激化了蒙汉民族矛盾，也给国家整合带来了负效应，引发了内蒙古各阶层发动的“反对改省”的自治运动。改省之后，各省为扩大县治区域和增加财政收入，积极招来移民，增设县治，逼迫蒙旗放垦土地、牧场，加强了对蒙旗的压迫，引起了盟旗各阶层的强烈不满。在国民党执政的二十余年间，省县和盟旗之间在很多政治、经济间题上都处于对立，双方的纠纷和冲突不断。国民党一直未能真正合理、平等地解决问题，严重地影响了蒙汉民族关系。直到中国共产党奉行正确的民族平等政策，成功地领导了内蒙古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并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建立了内蒙古自治区，才结束了内蒙古长期被分割的历史，使内蒙古真正实现了政治上和地域上的统一。
三、自强求存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
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和地区来说，现代化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民族化。在近代中国面临生存危机之时，民族意识表现为强烈的救亡图存的爱国思想。在内蒙古地区，民族的衰败、严酷的社会现实刺激了蒙古民族，唤起了民族自强意识的觉醒和寻求民族解放的愿望。
甲午战争后，俄国和日本两国在内蒙古地区的角逐日益加剧，内蒙古社会的危机也日趋加深。很多蒙古王公认识到了蒙古民族的贫弱落后，开始产生自强求存、振兴蒙古族的强烈愿望。
始终关心着民族命运的罗布桑却丹痛心于蒙古民族的衰败，潜心撰述《蒙古风俗鉴》，详细地描述了蒙古民族的兴衰史。书中贯穿着反帝、反封建、反宗教的立场和观点，并力主通过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来振兴民族，改变愚昧落后的现状。
面对冲突与动荡，喀喇沁右旗的扎萨克郡王贡桑诺尔布也意识到当年“席卷欧亚两洲，灭国四十……数代相传”的蒙古帝国已经衰败了，甚至沦至目前的贫弱之地，[7]
进而产生出一种朴素的民族复兴意识 ，渴望能有所作为有朝一日重振蒙古雄风。此时期，变革图强，振兴民族，开启民智，兴办教育，已成为很多蒙古王公的共识。
五四运动后，在北京蒙藏学校就读的蒙古族学生日夜兼程赶回家乡，宣传爱国思想，进一步刺激了内蒙古地区的民族觉醒，为闭塞的内蒙古带来了新知识、新文化、新思想。比较早地宣传民主自由和民族解放思想的刊物有乌兰夫、多松年等早期共产主义者创办的《蒙古农民》，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还有中国共产党在包头创办的《西北民报》，在宣传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反对封建旧礼教、传播新文化方面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民族意识的觉醒，推动了近代内蒙古的社会变革和现代化进程。
四、图强新政开启现代化之路
在边疆危急、内政不稳的形势下，清政府终于在
1901年发布《变法上谕》，其中推行新政，鼓励工商、编练新军、兴办学校、选派留学生等项措施相继出台，在内蒙古还有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彻底转变了对蒙政策，废弃了传统的蒙禁政策，实行“移民实边”，鼓励汉民进入蒙地垦种、定居，在内蒙古遍设州县，督促各地兴办工商矿业，创办新式学堂。
在清朝推行“新政”的形势下，救亡图存的思想广泛传播开来，也影响到了远在内蒙古的一些较为开明的蒙古王公，如科尔沁左翼后旗扎萨克亲王阿穆尔灵圭、科尔沁左翼前旗扎萨克郡王棍楚克苏隆、科尔沁左翼后旗辅国公博迪苏等，他们都意识到了蒙古的贫困落后，救亡图存刻不容缓，而要改变蒙古没落的现状、振兴蒙古族，必须革除弊政、兴办实业、发展教育……，于是积极主张举办图强“新政”。在蒙古王公中推行“新政”最为突出、最有成效的是贡桑诺尔布。
贡桑诺尔布是一位开明的具有变革思想的蒙古王公，他眼见国势衰颓、民族危亡，决心通过改革来拯救、振兴蒙古民族，于是在喀喇沁右旗推行了颇具成效的近代化改革，成为内蒙古现代化的实际开拓者。
为变革图强，贡桑诺尔布努力改革弊政，取消了蒙古族的封建等级制，革除不良的生活习气，倡导文明进步的社会风气，得到当地民众的拥护。在各项新政措施中，教育领域的改革是最有成效的。1902年，贡桑诺尔布在他的王府创办了崇正学堂（即崇正文学堂），招收旗民青少年入学，聘请蒙汉教师讲授蒙汉语文和蒙旗地理知识等。
1903年，贡桑诺尔布东渡日本参观学习，看到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强盛的情况颇受启发，在出访日本回来后又创办了女子“毓正学堂”和军校“守正武学堂”。通过兴办教育，贡桑诺尔布培养了大批新式人才，开启了民智，开创了蒙古族近代教育的先河，对内蒙古地区的现代化有着深远的影响。贡桑诺尔布还注重发展经济，兴办实业、开办邮政、创办报纸，使喀喇沁旗的“新政”远近闻名。
危机孕育着变革，变革带来发展和进步。以贡桑诺尔布为代表的蒙古王公进行的图强新政，虽有诸多不成熟之处和局限性，但对于改变内蒙古地区闭塞落后的局面、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和现代化进程具有深远的影响。
总之，步入近代的内蒙古已不同于以前，就如罗兹曼所言：“任何一个民族无论如何也不会再退回到其与现代[8]
化相遇之前的状态”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内蒙古已被卷入国际国内市场，打破了原来封闭落后的局面，由原来单一的蒙古族游牧社会逐渐向蒙汉杂居、农牧并存、盟旗和省县并立的多元化社会转变，在内外矛盾交织的动荡中不断孕育着现代新因素，逐渐迈向现代化之路。
参考文献：
[1]郝维民.内蒙古近代简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0:6～7.
[2]曹永年.内蒙古通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232.
[3]周竞红.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十年边疆民族事务管理机制与政策[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9.（3）
[4]刘 忠 和 .试 论 绥 远 建 省 [J].广 播 电 视 大 学 学报.2007（3）.
[5]周竞红.清末民国时期内蒙古地区政区管理体制变迁及对蒙古族的影响[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1卷.2004(6).
[6]马汝晰、马大正.清代的边疆政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126.
[7]讷古单夫译.贡桑诺尔布传〔A〕.世界名人传
(7)〔M〕.内蒙古:赤峰市政协文史委员会,1986:4.
[8][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4.
基金项目：2016年内蒙古高等学校科研项目“现代化视域下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NJSY162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