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杭州崛起的地理因素

一　中心城市崛起与河流的关系

　　世界各大古代文明多起源于大江大河，如古埃及文明之于尼罗河，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之于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古印度文明之于恒河，以及中国文明之于黄河、长江。不仅世界各大古文明如此，即中国各区域文化，其形成与发展也多与河流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如山西文化之于汾河，陕西文化之于渭河，四川文化之于岷江，岭南文化之与珠江，湖南文化之于湘江，江西文化之于赣江，浙江文化之于钱塘江，等等，多是如此。而且，这些区域文化都显示出这样一种地理模式：一条河流，一座沿河的中心城市，一种区域文化。仍举上述这些区域文化为例：太原——汾河——晋文化，西安——渭河——关中文化，岷江——成都——蜀文化，珠江——广州——岭南文化，湘江——长沙——湘文化，赣江——南昌——赣文化。浙江文化的发展也是如此，一条钱塘江，一个中心城市——杭州，然后发展出一种独特的区域文化。一个沿河的中心城市在区域文化的形成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然，有些江河长度长，流经区域大，可能被分成多段，形成多个中心城市，发展出多种区域文化，如长江沿流有重庆、武汉等中心城市，分属巴文化、楚文化等不同区域文化。有些支流也是如此，如长江的支流汉江，历史上产生了汉中、襄阳、武汉等区域中心城市，它们也各自以这些大城市为中心，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类型。

　　当然，有些区域，一条河流，其流域不同地区的开发有先有后，中心城市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如长江中游，江陵、九江曾是非常重要的中心城市，但现在他们的地位已被武汉取代。又如汾河流域，其最初的中心应在汾河南部，这里曾是传说时代的尧都；西周封晋，曾为晋国都城的翼、曲沃、绛，都在山西南部；晋三家中，韩氏初封韩原，后迁平阳，魏都安邑，皆在汾河流域南部。到战国以后，随着赵国势力的向北扩张以及韩、魏两国南迁，晋阳（太原）才开始崛起。至于黄河下游地区，其中心城市受历史上黄河改道及运河修建的影响较大，情况相对复杂一些。

二　历史上长江下游中心城市的多变

　　浙江历史上并没有发生大规模江河改道，但浙江中心城市的变化以及区域文化形成过程却也显得非常复杂和特殊。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中心城市的多变。为了说明问题，先让我们看一下历史上长三角区域中心城市的变化情况：有文献记载以来，这一地区历史上最早的中心城市是吴国首都姑苏（今江苏省苏州市）和越国首都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这两个城市自春秋至于两汉，一直都是长江下游的两个中心，堪称这一地区的母亲城市。六朝以后，建业（建康）成为首都（现在的江苏省南京市），成为该地区最大都会，也是自然的中心城市。隋唐以后，政府为抑制南朝旧有势力，对建康在一定程度上实行“打压”政策，南京相对“没落”。同时，随着大运河的贯通，扬州崛起，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也自然成为长江下游当然的区域中心。同时，润州（今江苏省镇江市）与越州（今浙江省绍兴市）分别为浙江西道与浙江东道的治所，也都不失为当时重要的区域中心。五代以后，杭州崛起，南京也重新崛起，分别成为吴越国和吴国（南唐）首都，至北宋分别为两浙路与江南东路的治所，区域中心城市的地位被重新洗牌。长三角开始由苏越并峙走向宁杭争胜的时代。杭州至南宋成为一国之都，南宋亡国后它虽失去政治中心的地位，但仍不失为一个全国性的中心城市。明朝之后，南京为首都，朱棣迁都北京后，南京作为陪都仍是一个全国性的中心城市。宁杭之间，可谓各领风骚数百年。清代，南京、杭州分别是江南、浙江的首府，苏州为一大经济都会，扬州因盐运重新崛起，长三角呈现多城争胜的局面。太平天国之后，受战乱影响，长三角地区的大量人才、财富向上海聚集，上海异军突起。通观全国，除东北地区长期是游牧民族聚居地，情况有些特殊外，中国的区域中心城市往往是比较稳定的，如西安、广州、成都、太原等中心城市，甚至历数千年而不变，罕有长三角这么多变而复杂的。

　　二是浙江地区，甚至整个长三角地区，其文化发展，一开始时并没有形成一条河流、一个沿河的中心城市、一种区域文化类型这种地理模式。这一地区刚开始出现的两个中心城市，姑苏和会稽，都不是沿大江大河的城市。姑苏处于太湖流域的低洼地，会稽南靠山，北面海，位于在山——原——海阶梯地形中的平原地带。

三　杭州特殊的水文环境

　　吴越地区为何会出现这种特殊情况？后来一河一城一区域的模式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这首先要探究钱塘江的特殊性。钱塘江发源于今安徽省南部山区，河道主流及支流大部分在浙江境内。钱塘江北派自西向东流经淳安、建德，自建德后折向东北，经桐庐、富阳、杭州后入海。钱塘江南派，自西向东流经开化、常山，经衢州后折向东北，在兰溪汇入金华江，再东北流至建德，与钱塘江北派合流。金华江沿江有金华、义乌等城市。钱塘江的另一大支流是曹娥江，从金华山区北流，经嵊县又称作剡溪，至上虞折向西流，入钱塘江干流。

　　通观钱塘江，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是河道曲折，二是沿流多山。这种情形与北方一些河流如汾河有明显区别。汾河自北向南流入黄河，一路之上，地势开阔平坦。而钱塘江，上游为山溪性河道，中游在丘陵，山连着山，曲折而行。这些群山是江南丘陵的一部分。

　　钱塘江流经过杭州之后，地势突然变得开阔。杭州本来最具有成为区域中心城市的空间优势。但早期的杭州，其地理环境却非常恶劣。

　　杭州地处太湖平原南端，先让我们看一下太湖地区的自然地貌。太湖地区是一典型的碟形低洼地。其地势西北、西南高，东面低。太湖平原之西是地势较高的太湖，之北沿长江为宁镇高地，之东为大海。近江、沿海有一条不规则的弧形地带，地势也高于太湖平原中心地区。四面高地把太湖平原低洼地围在中间，湖沼密布，给人们的生活、生产带来很多不便。因此，人们要在太湖流域定居，最初的选择是周围的山地和高平原，而不是中间的低地。这一点从唐以前水利工程的修建上可以得到明显的反映。太湖地区在秦汉以前尚属未开发地区，所修建的水利工程，见于史籍记载的并不是很多。到魏晋以后，随着大量北方移民南下，这一地区逐步得到开发，出现了很多著名的水利工程，如镇江、常州一带的练塘、新丰塘，湖州一带的获塘、吴兴塘，大都分布在太湖南北两侧的高地。

　　再看杭州的情形。杭州城区西依西湖，东南临钱塘江。西湖的西面、南面是连绵的群山，阻断了杭州城向西、向南发展的可能；钱塘江江面开阔，钱塘江潮波涛汹涌，也成为杭州向东扩展不可逾越的障碍。向北则是太湖平原低洼地，湖沼密布。

　　杭州连接钱塘江与太湖两大水系，杭州西北有东苕溪。东苕溪发源于天目山地，向东流经临安、余杭（此处余杭非指今余杭区政府所在地临平，而指古余杭县治所在地今余杭镇），自余杭镇折北而流，经德清、湖州，与西苕溪汇合，流入太湖。但这是苕溪现在的河道，古苕溪流路并非如此。在古代，苕溪出余杭之后，顺势东流，经今杭州城北，注入钱塘江。东苕溪现在的流向是古苕溪经过两次改道，到东汉时才逐渐完成的（吴维棠《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看杭州湾两岸的全新世古地理》，《地理学报》1983年第38卷2期）。

　　因此，杭州城区的形势是：西湖、东苕溪、钱塘江，三面包围。古代钱塘江的江岸在今天钱塘江江岸之西，杭州城区的范围非常狭隘。西湖之外是连绵的群山，无法逾越。东苕溪西依险峻的崇山，东俯低湿的洼地，至今是浙江洪涝灾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四　杭州崛起的“水”因素

　　四件大事改变了杭州，也进而改变了整个钱塘江流域的生态与文化。

　　第一是东苕溪的治理。东汉熹平生意，余杭县令陈浑，于县城西南筑塘围南湖，以分苕溪水势，南湖东南建泄水坝，沿溪广置陡门堰坝，遇旱涝可蓄可泄。。经此一役，加上苕溪改流北注太湖，苕溪古河道下游情形得到很大改善。也是在那个时代，华信在钱塘江修筑海塘。也正是从那时起，钱塘县治开始从灵隐山麓迁到宝石山东麓。

　　第二是大运河的贯通。隋朝开凿大运河，杭州在大运河的南端。由杭州向北，是太湖平原、江淮平原、华北平原，是中国连片的平原地带，由杭州往南，是连绵的江南丘陵。因此，杭州是大运河自然的终点。杭州也因此成为交通枢纽城市，不但浙江，甚至福建、江西、安徽部分地区的物资都可以通过杭州向北输送。杭州的经济腹地变得广阔了。在同一时期，陈末隋初，先是钱塘郡，继而是杭州，杭州终于从一个县级城市升格为州郡城市。也正是在隋朝，楊素开始在杭州筑城，杭州开始以一个大城市的面目登上历史舞台。

　　第三是太湖流域水系的整治。五代时期，吴越国与吴国（后演变为南唐）分占太湖流域，吴国占有常州，吴越国占有杭州、湖州、苏州。太湖平原的低洼地集中在吴越国的控制之下，吴越国在太湖平原低洼地建设圩田，在太湖东岸修筑堤坝，同时疏通太湖的出海河道。吴越国还志设撩浅军，负责捞河泥肥田，同时疏浚塘浦，维护堰闸堤岸。经此整治，太湖流域的经济重心开始从西、北的高地区转移到中部的低洼地带。由于低洼地土地肥沃，虽然开发甚晚，但一经开发，就发挥出极大的功效。相比之下，高田区由于过度开垦，它的生产地位不断下降，如黄震所说，“常、润渐北，则地渐高，而土渐硗，所收亩多止五六斗或四三斗”。[1]也正是从此之后，宋代出现了“天上天堂，地下苏杭”的谚语。苏州自陈末隋初析置钱塘郡（杭州）之后，一直没有大的行政区划变动，但到五代时，吴越国从苏州析置秀州（今浙江省嘉兴市），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太湖流域低洼地带经济发展与人口聚集的事实。对杭州来说，太湖流域水系的整治，不但促进了杭州自身农业生产的发展，还打开了杭州向北发展与交流的空间，经济腹地更加广大。

　　第四是捍海塘的修筑。杭州城市发展最大的困难来自海水的侵淹。为了避免海水的侵袭，早在三国时就已有人修建了防海大塘。当时的海塘是土石海塘，取材方便，但技术简陋，经不起海潮的冲击，特别是在接近海口的河段，迎水面常常一触即溃。到五代时钱鏐新筑捍海塘。钱氏捍海塘遗迹在1983年出土。从中可见，钱氏筑塘采用“竹笼沉石”并以木桩巩固，是筑塘技术发展的一个大改进。[2]钱氏捍海塘的建造，消除了潮水对杭州城的威胁，使城市规模不断扩大。至宋元，杭州更成为一个全国性的中心城市。杭州能够成为中国东南地区的一个大都会，捍海塘功不可灭。

　　至此，一条河流，一个沿河的中心城市，以及以此为中心的文化区域在吴越大地上开始形成了。

五　余论

　　大江大河对于对于区域文化的意义，有时会表现为截然相反的两面：一方面，大江大河两岸气候与自然地貌大致相近，两岸的人们同饮一江水，交通往来，在文化上联结为一个整体；另一方面，大江大河江面阔大，在古代交通技术落后的情况下，这反会成为两岸人们交往的障碍。有时，大江大河还在军事上被当作防卫设施利用。在这种情况下，江河常形成两种不同的区域文化，中国古代有河南、河北、河东、河西，江南、江北等地理名词，便因此产生。这不但使黄河、长江成为行政区划上的分隔线，也在事实上推动了不同区域文化的产生。钱塘江流至杭州，江面异常开阔，钱江两岸因此被分割成两部分，吴与越，浙西与浙东。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曾讲：“原来钱塘江两岸，自唐以前，经常分属于两个政区：在春秋为吴、越两国，在秦汉为吴、会稽二郡，在唐为浙西、浙东两道。政区既然分为两个，则浙西的都会当然在苏州（历史的，也是地理的中心）；浙东的都会当然在越州（历史中心。浙东地理中心在金华，但开发较晚。杭州地处浙西的边缘，只能做一个属县或属郡。”[3]当然两浙政区也有合而为一的时候，但总来说，分多合少。至于两浙在农业生产、文化学术等方面的差异，前人有很多研究。这里不一一赘说了。

　　但自五代之后，一个沿江的中心城市杭州崛起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改变。入宋之后，两浙并为一路，杭州为两浙路首府。至元为江浙行省，杭州仍为首府。明代正式形成今天的浙江省域，仍以杭州为首府，沿革至今未变。其间北宋后期，因为人口的聚集，到南宋又因国土的窄小，两浙曾经分治，但总的来说是合多分少。与此同时，两浙文化也日渐交融趋同，杭州因为是首府，全省人才所聚，表现尤为明显。

　　共和国建立以后，原隶绍兴的萧山被划到杭州，现在又成为杭州的一个区。近年以来，钱塘江上修建起一座又一座大桥，昔日天堑，变为通途。杭州提出要从西湖时代走向钱塘江时代。究其背后的历史与文化原因， 正是一个区域、一条河流、一个沿河的中心城市这种区域文化模式发展过程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