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朱彝尊对《花闻集》《草堂诗馀》的接受中看共词学观
[论文摘要]清初词坛在对《花间集》《草堂诗馀》不同的文学批评中，建立了不同的词学理论，形成不同的审美情趣。而浙西词派的创建者朱彝尊，在继承前人的词学理论同时有所摒弃，有所发展，他对《草堂诗馀》进行了体无完肤的批判，彻底否认明词的审美情趣，推举雅正之词，同时温和地赞美《花间集》，恪守词“别是一家”的思想。文学论文发表
[论文关键词]《花间集》；《草堂诗馀》；文学批评；朱彝尊；词学观
《花间集》和《草堂诗馀》(以下简称《花间》和《草堂》)是唐宋两个不同时期的选本。在词学发展史上都产生了巨大作用，不仅体现在审美倾向和艺术标准影响了一代文学风尚，还导致了文学批评理论的不断发展。本文通过梳理清初词人朱彝尊对这两部选本的不同态度，探窥其词学观。
一、朱彝尊之前词坛对《花间》《草堂》的态度
形成于晚明的云间词派以《花间》为宗，对《花间》《草堂》可谓全盘接受；而后的扬州词派摆脱前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狭隘观念，给予这两部选本较合理的定位，做到兼容并蓄，同时给予一定的反思；到阳羡派时，开始真正将明词的衰微归之于《花间》《草堂》，清初词风在不断转变．逐渐从柔婉走向自然走向雄浑。但是词风转变并非一日之功，至朱彝尊时，便不余遗力批明词、扫《草堂》，在对《花间》《草堂》的不同批评中建立自己的词学观。
二、朱彝尊对《花间》《草堂》不同的文学批评中建立词学理论
朱彝尊对《草堂》的批评可谓不遗余力，深恶痛绝。以下引录他的有关论述如次。古时选本，若《家晏集》……皆佚不传，独《草堂诗馀》所收最下最传。
填词最雅无过石帚，《草堂诗馀》不登其只字，见胡浩(然)“立春”“吉席”之作，蜜殊“咏桔”之章，亟收卷中，可谓无目也。
《花问》体制，调即是题。如“女冠子”则咏女道士，“河渎神”则为送迎神曲，“虞美人”则咏虞姬是也。宋人词集大约无题，自《花庵》、《草堂》增入闺情、闺思、四时景等题，深为可憎。
——《词综·发凡》¨
词虽小道，为之亦有术矣，去《花庵》《草堂》之陈言，不为所役。
——《孟彦林词序》
蔗庵词，心情淡雅，寄托遥深，能洗尽《草堂》陋习。
——《词苑萃编》卷八引(第二册)。’
在朱彝尊看来，《草堂》有如下弊病：第一，为“便歌”而分类的俗。朱氏抨击“自《花庵》、《草堂》增入闺情、闺思、四时景等题，深为可憎”。他认为，《草堂》为优伶狎客所好，流行于歌楼酒榭，非文人雅士之趣，低俗不堪。第二，语言陈旧俚俗。
“去《花庵》、《草堂》之陈言，不为所役”，同时，朱氏还批判明词：“陈言秽语，俗气薰人骨髓，殆不可医”(《词综·发凡》)，可谓批《草堂》的佐证。第三，内涵浅陋。他赞扬蔗庵词，“心情淡雅，寄托遥深，能洗尽《草堂》之陋习”，实则批草堂词不淡雅、无寄托遥深。
那么，朱氏欲将词引向何方?既然《草堂》从头到脚都是一个“俗”字，他要建立词的审美倾向当然是与“俗”相反的“雅”词。
1．推举雅词选本
朱彝尊推举的选本可从他的如下论述中摘出曩见鸡泽殷伯岩、曲周王湛求、永年中和盂随叔言作长短句，必日雅词，盖词以雅为尚。得是篇，《草堂诗馀》可废矣。
——《乐府雅词跋》
词人之作，自《草堂诗馀》盛行，屏去激楚、阳阿，而巴人之唱齐进矣。周公瑾《绝妙好词》选本虽未全醇，然中多俊语，方诸《草堂》所录，雅俗殊分。文学论文发表
——《书绝妙好词后》
纬云之词，原本《花间》，一洗《草堂》之习。
——《陈纬云(红盐词序)》
《花间》、《尊前》而后，言词者多主曾端伯所录《乐府雅词》。今江淮以北称倚声者辄日：“雅词”。甚矣，词之当合乎雅矣!自《草堂》选本行，不善学者流而俗不可医。读《秋屏词》，尽洗铅华，独存本色，居然高竹屋、范石湖遗音，此有井水饮处所必歌也。
——《秋屏词题辞》
《乐府雅词》专收北宋一代词人词作，而柳永苏轼两位具代表性风格的大家都未揽入，证实曾健在《乐府雅词引》中所说的“删除…‘艳曲”、“涉谐谑则去之” 的批评标准，表现出崇雅黜艳、崇雅黜俗的词学观。《绝妙好词》则以立派为宗旨周密只着眼予清雅婉丽之篇。朱彝尊大力推举这两部词选，便是为使时人摆脱《草堂》陋习，走上学习雅词选本上来。同时，他和汪森共同选辑《词综》，也意在为人们提供比较好的学习师法范本他在“订《词综》付雕刻”后所作《摸鱼子》中就欣然写道：“别裁乐府。谱渔黄洲，从今不按，旧日《草堂》句。”
值得注意的是，同在明代流行、清初多数词人崇尚的《花间集》，在朱彝尊词学批评中，没有遭到与《草堂》同样的命运。相反，朱氏认为《花间》是与《草堂》相对立的，如：“纬云之词，原本《花间》一洗《草堂》之陋”，甚至认为《花间》与《乐府雅词》一样“合乎雅矣”，赞扬“《花间》体制，调即是题”，为文人雅士所诵，到《草堂》时，则“增入闺情、闺思、四时景等题”，流为优伶狎客之娱，“深为可憎”。从朱氏推举的三部词选可看出他雅词的审美轮廓：一是艳而不俗；二是超远清虚；三是寄托人品，内涵深遥。
2．提出雅词的标准——雅正
朱氏在《群雅集序》中指出：“昔贤论词，必出雅正，是故曾储录《雅词》，鲷阳居士辑《复雅》也”。《乐府雅词跋》也说：“盖词以雅为尚。”
虽然朱彝尊没有明确雅正是什么，我们可以从前人对雅正的解释和他的有关论述中归纳出来。如：
词虽小技，昔之通儒巨公往往为之，盖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其辞愈微，而其旨益远。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纬云之词，原本《花间》，一洗《草堂》之习……
——《陈纬云(红盐词)序》念倚声虽小道，当其为之，必崇尔雅、斥淫哇；极其能事，则亦足以宣昭六义，鼓吹元音。
——《静惕堂词序》
词的传统主题一般都是披风抹月，伤春悲秋，儿女相悦之情，在这传统主题中注入作者意志，有所寄托，是朱彝尊于清初，继陈子龙、邹祗谟等之后提出。《离骚》以香草引类警喻，《诗经》中的变雅之作，是王道由盛变衰后的作品，一般都是刺诗，运用赋比兴的艺术手法，通过“主文谲谏”达到怨刺上政，从而产生温柔敦厚。这些手法用于词中则是“意内言外”，即言情之词与传统诗教相结合，反映社会现实，“鼓吹元音”，乐而不淫，怨而不怒，中正醇和。朱彝尊的目的就是通过比兴手法，将词拉向诗教的轨道。同时，他推论词的源头，进一步阐述词与诗功能的相同：“南风之诗，五子之歌，此长短旬之所由防也。汉《铙歌》、《郊祀》之章，其体尚质；迨晋、宋、齐、梁，江南、采菱诸调，去填词一间尔。诗不即变为词，殆时未至焉。既而萌于唐，流演于十国，盛于宋。”(《水村琴趣序》)南风歌、五子歌均有其严肃的主题，是诗歌中的“大道”，今朱氏以之与词相提并论，更抬高了词的诗教功能，也抬高了词的地位，使它融人了儒家正统文学的血液。
3．推尊南宋雅词
朱彝尊提出著名的观点：“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及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 (《词综·发凡》)。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极工极变的南宋词，不是泛指一切词。既不包括俚俗的艳词，也不包括辛刘为代表的豪放词，而专指南宋雅词，李康化先生认为是专指宋末临安词人之词’’。南宋的雅词与北宋雅词不同，北宋雅词浑涵，词淡而情浓，有高远之姿，南宋雅词深美，文丽而情隐，有妍雅之态)。
朱彝尊在南北宋雅词中，为何选择南宋雅词?曹保合先生在《谈朱彝尊的醇雅词论》一文中详细分析，他认为，南宋雅词在创作队伍、创作技巧、雅词的开拓、雅词的理论远远超出北宋，且北宋雅词偏裱挚，南宋雅词偏清空，而朱氏喜欢的是偏清空的雅词，即汪森所说醇雅。既要保持词自身委婉抒情特点，又能够有所寄托。笔者同意他的观点，同时略作补充，朱彝尊选择南宋，还有一个时代的背景。赵宋王朝与朱明王朝都是历史上被异族征服的汉族政权，相同的历史遭遇必然有着相同的文化心态，无论是出于对故国、对日君的眷恋，还是出于同病相怜的类比联想，朱氏都惺惺相惜，产生共鸣。同时，朱彝尊在《书花间集后》文中云：“方兵戈傲扰之会，道路梗塞而词章乃得远播；选者不以境外为嫌，人亦不之罪，可以见当日文网之疏矣。”朱彝尊有感之言正反映出所处时代文网之密，文字之间如有择词不当，或无意中有牢骚、抑郁之词，一经发现，则被定罪，受尽折磨。故直抒胸臆、雄浑苍茫的词风逐渐隐去，文人开始寻求“空中传恨”的方式寄托自己的情怀。因此，从时势的选择到雅词纯熟的技巧等，南宋雅词都符合朱氏的要求。文学论文发表
4．恪守词“别是一家”
朱彝尊赞同《花间》，追求词的醇雅，从另一方面又表明他恪守词“别是一家”的准则。他努力将言情之词与儒家传统诗教相结合，而后又坚持诗词分工论。他在《紫云词序》中云：“昌黎之子日‘欢愉之词难工，愁苦之言易好。’斯亦善言诗矣。至于词，或不然，大都欢愉之辞，工者十九，而言愁苦者，十一焉耳。故诗际兵戈傲扰，流离锁尾，而作者愈工；词则宜于晏嬉逸乐，以歌咏太平，此学士大夫并存焉而不废也。”甚至认为：“今者兵戈尽偃，又得君抚循而照育之，诵其乐章，有歌咏太平之乐，孰谓词可偏废与?”他认为对于词而言，欢愉之辞，工者十人中就有九人，而言愁苦之辞，十人中只一人，因此，词宜用于晏嬉逸乐，歌咏太平。朱彝尊此观点是康熙二十五年，他通籍后提出的，立论的归结点是“歌咏太平”。康熙二十年(1681)，玄烨组织了一次大规模宫廷唱和活动，提出文学为统治者歌咏太平的要求。上有君王提倡，下有群臣相赓和，可以说歌咏盛世升平是康熙中叶以后文学创作的主旋律。朱彝尊正是从政治对文学创作制约的角度上提出这一论点的，迎合了当时创作和审美的风尚。
朱氏的词学理论使清代词学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应该指出的是，《草堂》是为歌妓应歌而作的，本身便有俗的观念，虽然如此，除掉柳永、康与之、胡浩然、黄庭坚的词后，大部分词仍是文人雅士之词，且很多都是名篇佳作，朱彝尊对它的定位有失偏颇，导致他努力扭转明以来推重五代北宋词到专门推重南宋词。当然，朱氏所处时代是时人过分推重五代北宋词，词坛淫靡的风气，他矫枉得需过正，将词拉回到文人雅士的手中，应该说时代选择了朱彝尊。事实上，朱氏本人并不是一味地排斥五代北宋词及一味地排斥秩艳与豪放，他赞扬并推举《花间》便是例证。在他编选的三十卷本《词综》中，录人词数达l0首的词家中五代北宋便占了17人，而达20首词家中，以“俗”著称的柳永也占了21首，另外，朱氏在词中表达不喜欢辛刘的豪放词，而此书也收入辛弃疾词43首，仅比张炎少5首，人选作品包含了相当一部分辛词的代表作。他评价当时的词人，对他们的作品体现出来的艳丽与豪迈特点也持肯定的态度。他的《江湖载酒集》被当时词人曹尔堪称为绵丽与豪宕兼而有之的作品：“芊绵温丽，为周、柳擅场；时复杂以悲壮，殆与秦缶燕筑相摩荡。其为闺中之逸调耶!为塞上之羽音耶!”(《曝书亭集·词序》)。文学论文发表
[论文关键词]《花间集》；《草堂诗馀》；文学批评；朱彝尊；词学观
《花间集》和《草堂诗馀》(以下简称《花间》和《草堂》)是唐宋两个不同时期的选本。在词学发展史上都产生了巨大作用，不仅体现在审美倾向和艺术标准影响了一代文学风尚，还导致了文学批评理论的不断发展。本文通过梳理清初词人朱彝尊对这两部选本的不同态度，探窥其词学观。
一、朱彝尊之前词坛对《花间》《草堂》的态度
形成于晚明的云间词派以《花间》为宗，对《花间》《草堂》可谓全盘接受；而后的扬州词派摆脱前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狭隘观念，给予这两部选本较合理的定位，做到兼容并蓄，同时给予一定的反思；到阳羡派时，开始真正将明词的衰微归之于《花间》《草堂》，清初词风在不断转变．逐渐从柔婉走向自然走向雄浑。但是词风转变并非一日之功，至朱彝尊时，便不余遗力批明词、扫《草堂》，在对《花间》《草堂》的不同批评中建立自己的词学观。
二、朱彝尊对《花间》《草堂》不同的文学批评中建立词学理论
朱彝尊对《草堂》的批评可谓不遗余力，深恶痛绝。以下引录他的有关论述如次。古时选本，若《家晏集》……皆佚不传，独《草堂诗馀》所收最下最传。
填词最雅无过石帚，《草堂诗馀》不登其只字，见胡浩(然)“立春”“吉席”之作，蜜殊“咏桔”之章，亟收卷中，可谓无目也。
《花问》体制，调即是题。如“女冠子”则咏女道士，“河渎神”则为送迎神曲，“虞美人”则咏虞姬是也。宋人词集大约无题，自《花庵》、《草堂》增入闺情、闺思、四时景等题，深为可憎。
——《词综·发凡》¨
词虽小道，为之亦有术矣，去《花庵》《草堂》之陈言，不为所役。
——《孟彦林词序》
蔗庵词，心情淡雅，寄托遥深，能洗尽《草堂》陋习。
——《词苑萃编》卷八引(第二册)。’
在朱彝尊看来，《草堂》有如下弊病：第一，为“便歌”而分类的俗。朱氏抨击“自《花庵》、《草堂》增入闺情、闺思、四时景等题，深为可憎”。他认为，《草堂》为优伶狎客所好，流行于歌楼酒榭，非文人雅士之趣，低俗不堪。第二，语言陈旧俚俗。
“去《花庵》、《草堂》之陈言，不为所役”，同时，朱氏还批判明词：“陈言秽语，俗气薰人骨髓，殆不可医”(《词综·发凡》)，可谓批《草堂》的佐证。第三，内涵浅陋。他赞扬蔗庵词，“心情淡雅，寄托遥深，能洗尽《草堂》之陋习”，实则批草堂词不淡雅、无寄托遥深。
那么，朱氏欲将词引向何方?既然《草堂》从头到脚都是一个“俗”字，他要建立词的审美倾向当然是与“俗”相反的“雅”词。
1．推举雅词选本
朱彝尊推举的选本可从他的如下论述中摘出曩见鸡泽殷伯岩、曲周王湛求、永年中和盂随叔言作长短句，必日雅词，盖词以雅为尚。得是篇，《草堂诗馀》可废矣。
——《乐府雅词跋》
词人之作，自《草堂诗馀》盛行，屏去激楚、阳阿，而巴人之唱齐进矣。周公瑾《绝妙好词》选本虽未全醇，然中多俊语，方诸《草堂》所录，雅俗殊分。文学论文发表
——《书绝妙好词后》
纬云之词，原本《花间》，一洗《草堂》之习。
——《陈纬云(红盐词序)》
《花间》、《尊前》而后，言词者多主曾端伯所录《乐府雅词》。今江淮以北称倚声者辄日：“雅词”。甚矣，词之当合乎雅矣!自《草堂》选本行，不善学者流而俗不可医。读《秋屏词》，尽洗铅华，独存本色，居然高竹屋、范石湖遗音，此有井水饮处所必歌也。
——《秋屏词题辞》
《乐府雅词》专收北宋一代词人词作，而柳永苏轼两位具代表性风格的大家都未揽入，证实曾健在《乐府雅词引》中所说的“删除…‘艳曲”、“涉谐谑则去之” 的批评标准，表现出崇雅黜艳、崇雅黜俗的词学观。《绝妙好词》则以立派为宗旨周密只着眼予清雅婉丽之篇。朱彝尊大力推举这两部词选，便是为使时人摆脱《草堂》陋习，走上学习雅词选本上来。同时，他和汪森共同选辑《词综》，也意在为人们提供比较好的学习师法范本他在“订《词综》付雕刻”后所作《摸鱼子》中就欣然写道：“别裁乐府。谱渔黄洲，从今不按，旧日《草堂》句。”
值得注意的是，同在明代流行、清初多数词人崇尚的《花间集》，在朱彝尊词学批评中，没有遭到与《草堂》同样的命运。相反，朱氏认为《花间》是与《草堂》相对立的，如：“纬云之词，原本《花间》一洗《草堂》之陋”，甚至认为《花间》与《乐府雅词》一样“合乎雅矣”，赞扬“《花间》体制，调即是题”，为文人雅士所诵，到《草堂》时，则“增入闺情、闺思、四时景等题”，流为优伶狎客之娱，“深为可憎”。从朱氏推举的三部词选可看出他雅词的审美轮廓：一是艳而不俗；二是超远清虚；三是寄托人品，内涵深遥。
2．提出雅词的标准——雅正
朱氏在《群雅集序》中指出：“昔贤论词，必出雅正，是故曾储录《雅词》，鲷阳居士辑《复雅》也”。《乐府雅词跋》也说：“盖词以雅为尚。”
虽然朱彝尊没有明确雅正是什么，我们可以从前人对雅正的解释和他的有关论述中归纳出来。如：
词虽小技，昔之通儒巨公往往为之，盖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其辞愈微，而其旨益远。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纬云之词，原本《花间》，一洗《草堂》之习……
——《陈纬云(红盐词)序》念倚声虽小道，当其为之，必崇尔雅、斥淫哇；极其能事，则亦足以宣昭六义，鼓吹元音。
——《静惕堂词序》
词的传统主题一般都是披风抹月，伤春悲秋，儿女相悦之情，在这传统主题中注入作者意志，有所寄托，是朱彝尊于清初，继陈子龙、邹祗谟等之后提出。《离骚》以香草引类警喻，《诗经》中的变雅之作，是王道由盛变衰后的作品，一般都是刺诗，运用赋比兴的艺术手法，通过“主文谲谏”达到怨刺上政，从而产生温柔敦厚。这些手法用于词中则是“意内言外”，即言情之词与传统诗教相结合，反映社会现实，“鼓吹元音”，乐而不淫，怨而不怒，中正醇和。朱彝尊的目的就是通过比兴手法，将词拉向诗教的轨道。同时，他推论词的源头，进一步阐述词与诗功能的相同：“南风之诗，五子之歌，此长短旬之所由防也。汉《铙歌》、《郊祀》之章，其体尚质；迨晋、宋、齐、梁，江南、采菱诸调，去填词一间尔。诗不即变为词，殆时未至焉。既而萌于唐，流演于十国，盛于宋。”(《水村琴趣序》)南风歌、五子歌均有其严肃的主题，是诗歌中的“大道”，今朱氏以之与词相提并论，更抬高了词的诗教功能，也抬高了词的地位，使它融人了儒家正统文学的血液。
3．推尊南宋雅词
朱彝尊提出著名的观点：“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及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 (《词综·发凡》)。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极工极变的南宋词，不是泛指一切词。既不包括俚俗的艳词，也不包括辛刘为代表的豪放词，而专指南宋雅词，李康化先生认为是专指宋末临安词人之词’’。南宋的雅词与北宋雅词不同，北宋雅词浑涵，词淡而情浓，有高远之姿，南宋雅词深美，文丽而情隐，有妍雅之态)。
朱彝尊在南北宋雅词中，为何选择南宋雅词?曹保合先生在《谈朱彝尊的醇雅词论》一文中详细分析，他认为，南宋雅词在创作队伍、创作技巧、雅词的开拓、雅词的理论远远超出北宋，且北宋雅词偏裱挚，南宋雅词偏清空，而朱氏喜欢的是偏清空的雅词，即汪森所说醇雅。既要保持词自身委婉抒情特点，又能够有所寄托。笔者同意他的观点，同时略作补充，朱彝尊选择南宋，还有一个时代的背景。赵宋王朝与朱明王朝都是历史上被异族征服的汉族政权，相同的历史遭遇必然有着相同的文化心态，无论是出于对故国、对日君的眷恋，还是出于同病相怜的类比联想，朱氏都惺惺相惜，产生共鸣。同时，朱彝尊在《书花间集后》文中云：“方兵戈傲扰之会，道路梗塞而词章乃得远播；选者不以境外为嫌，人亦不之罪，可以见当日文网之疏矣。”朱彝尊有感之言正反映出所处时代文网之密，文字之间如有择词不当，或无意中有牢骚、抑郁之词，一经发现，则被定罪，受尽折磨。故直抒胸臆、雄浑苍茫的词风逐渐隐去，文人开始寻求“空中传恨”的方式寄托自己的情怀。因此，从时势的选择到雅词纯熟的技巧等，南宋雅词都符合朱氏的要求。文学论文发表
4．恪守词“别是一家”
朱彝尊赞同《花间》，追求词的醇雅，从另一方面又表明他恪守词“别是一家”的准则。他努力将言情之词与儒家传统诗教相结合，而后又坚持诗词分工论。他在《紫云词序》中云：“昌黎之子日‘欢愉之词难工，愁苦之言易好。’斯亦善言诗矣。至于词，或不然，大都欢愉之辞，工者十九，而言愁苦者，十一焉耳。故诗际兵戈傲扰，流离锁尾，而作者愈工；词则宜于晏嬉逸乐，以歌咏太平，此学士大夫并存焉而不废也。”甚至认为：“今者兵戈尽偃，又得君抚循而照育之，诵其乐章，有歌咏太平之乐，孰谓词可偏废与?”他认为对于词而言，欢愉之辞，工者十人中就有九人，而言愁苦之辞，十人中只一人，因此，词宜用于晏嬉逸乐，歌咏太平。朱彝尊此观点是康熙二十五年，他通籍后提出的，立论的归结点是“歌咏太平”。康熙二十年(1681)，玄烨组织了一次大规模宫廷唱和活动，提出文学为统治者歌咏太平的要求。上有君王提倡，下有群臣相赓和，可以说歌咏盛世升平是康熙中叶以后文学创作的主旋律。朱彝尊正是从政治对文学创作制约的角度上提出这一论点的，迎合了当时创作和审美的风尚。
朱氏的词学理论使清代词学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应该指出的是，《草堂》是为歌妓应歌而作的，本身便有俗的观念，虽然如此，除掉柳永、康与之、胡浩然、黄庭坚的词后，大部分词仍是文人雅士之词，且很多都是名篇佳作，朱彝尊对它的定位有失偏颇，导致他努力扭转明以来推重五代北宋词到专门推重南宋词。当然，朱氏所处时代是时人过分推重五代北宋词，词坛淫靡的风气，他矫枉得需过正，将词拉回到文人雅士的手中，应该说时代选择了朱彝尊。事实上，朱氏本人并不是一味地排斥五代北宋词及一味地排斥秩艳与豪放，他赞扬并推举《花间》便是例证。在他编选的三十卷本《词综》中，录人词数达l0首的词家中五代北宋便占了17人，而达20首词家中，以“俗”著称的柳永也占了21首，另外，朱氏在词中表达不喜欢辛刘的豪放词，而此书也收入辛弃疾词43首，仅比张炎少5首，人选作品包含了相当一部分辛词的代表作。他评价当时的词人，对他们的作品体现出来的艳丽与豪迈特点也持肯定的态度。他的《江湖载酒集》被当时词人曹尔堪称为绵丽与豪宕兼而有之的作品：“芊绵温丽，为周、柳擅场；时复杂以悲壮，殆与秦缶燕筑相摩荡。其为闺中之逸调耶!为塞上之羽音耶!”(《曝书亭集·词序》)。文学论文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