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知识女性对传统伦理观念的突破
近代知识女性对传统伦理观念的突破
□ 郁 辉 李炯倩
摘要：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将女性局限在家庭的范围内，而近代有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首先把活动的范围从家庭延伸到社会。本文试就纵向和横向比较中得出近代妇女所从事的新伦理建构对传统观念的突破。
关键词：近代 知识女性 传统伦理观 突破
明清以来理学在思想界占了绝对的主导地位。而理学对妇女行为的规范则集中表现在针对妇女的传统伦理观念上。于是有所谓“夫为妻纲”、有“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有“女子无才便是德”、“女主内、男主外”等等观念。将女子局限在家庭的范围内，服务于家庭的需要为主。这样女子的角色担当就被圈定在家庭这一狭小的范围之内。
纵向对比而言，单以知识女性的角度说，将近代知识女性与清代和现代女性放在一起研究，就可以在其思想发展的脉络中发现这一时期女性思想的价值，尤其是在伦理观上的突破和所做的重建女性新伦理观的尝试。在才情方面，清代女子不乏才华横溢者，
近代女性首先对这些观念做了破冰。大致可将其分为三类：
第一类：对传统伦理观持彻底颠覆的态度。这类女性可以以同盟会时期的女革命志士为代表如：秋瑾、
她们是在整个传统面临全面挑战与解体的时代，对传统伦理观大胆颠覆，并进而提出了全新的妇女价值观，试图构建全新的适合妇女发展的思想体系和社会观念。
第二类：对传统伦理观持反对态度，但不正面批判，而是采用兴办教育、创办杂志的方法。如《中国新女界杂志》，该刊创办于1907年，是留日学生早东京办的一个提倡妇女救国、两性平等的月刊。该刊反映了先进的妇女拯民济世的热情和胆略。而教育的兴办可以吕碧城的兴办第一所女子公学为例。
这两类女性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接受了西方文化。本身教育程度教高，所以要改变或者影响全国妇女的观念只有从两个方面入手，其一，从社会大环境上说，改造旧社会，提倡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这就不单是颠覆传统的对妇女的伦理制约，而是寻求制度层面上妇女解放的保证。其二，从妇女自身入手。提高广大妇女的文化水平，在妇女总体智识提高的前提下，发动更广大的妇女争取自身权益。
第三类：对传统伦理观有自己的看法。在家庭出身上和前两者较为相似——都是出身于中上层社会。这类人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有基本的识辨能力。但是屈从于社会和家庭的压力，不敢公开决裂。她们接受新式教育仅仅是“为了婚姻水准的提高，进学校去求智识，把妇女运动作为出锋头的工具”（励华：《一封公开的信——写给婚姻苦闷的青年妇女们》，《大公报》1934年3月25日）。
这样以来，这三类人中就出现一个现象，即坚决奉行新主张的人少而又少，少数知识女性的觉醒以及与男子的平等，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妇女解放。知识女性在理直气壮地做“人”的时候，同时还负有唤醒占妇女绝大多数的劳动妇女的使命。事实上，对同命相怜的女性同胞的关注和知识分子强烈的忧患意识，早已驱使她们自觉不自觉地担负起了解放妇女大众的历史重任。从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看，妇女政治活动家同时又都是妇女解放的先驱，她们在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同时，始终没有忘记去唤醒尚处于沉睡状态的妇女大众。只是由于阶级和历史条件的局限，知识女性还没能明确意识到工农妇女大众在妇女解放中的巨大作用。踵武其后的现代和当代女性以及关心妇女事业的广大有识之士继续对此进项完善。
在哲学支持上倾向于已有的较之传统伦理更长久的宗教，如吕碧城之于佛学，她曾利用自身学识在欧美搜集各国佛教发展的资料，编撰成书，题名为《欧美之光》，1932年由上海佛学书局出版。
现代知识女性的思想在近代基础上又有长足进步五四运动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传播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无产阶级知识女性群的出现，以向警予、蔡畅、邓颖超、刘清扬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妇女领袖，才自觉地把妇女解放同无产阶级的解放结合在了一起，在广泛发动劳动妇女参加社会革命的过程中把妇女解放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以历史的角度看作为对于不合理传统的反叛和批判，近代女性在重塑伦理观，重新寻回自身价值这一点上值得我们肯定。
在将近代知识女性与非知识女性作一横向比较。如果说知识女性进行的是自上而下的突破，那么传统之外的非知识女性则更多的是自下而上的颠覆。如太平天国时期的女子从军，让女子与男子从事性质相同的工作等。这种形式更多的继承自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少数民族地区的女性伦理与汉族地区不一样。太平天国这个平台正是这种少数民族的女性价值观对传统意义上的女性伦理的反拨。没有社会大环境的许可，单是形式上的这种推广无疑是昙花一现。
通过纵向的比较，可知近代女性的历史进步性和局限性。通过横向比较，可知近代知识女性所做的对传统伦理观的突破是当时条件下最为有效的方式。筚路蓝缕之功非但彤史增辉亦必青史留名。
作者单位：河北唐山一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