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清至民初新疆少数民族婚姻规范与婚姻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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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者：lunwe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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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年9月14日 10:49
论文摘要：婚姻规范作为一种调节婚姻现象的行为规范，它是贯穿于人类始终，并随人类的发展而发展，但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婚姻规范又不完全相同，它具有显明的时代性、民族性、区域性的特点，清至民初，新疆少数民族婚姻规范与婚姻习俗这一关系，在社会进程中也经历了一次大的转变，从而充分体现了它的民族性、时代性、区域性之特征。
论文关键词：婚姻；规范；习俗
一、婚姻缔结的法定要式、法律后果
所谓婚姻缔结即男女嫁娶，结为夫妻过程中涉及的一系列行为，它既是一种个人行为，又是一种社会行为。从社会行为的角度而言，婚姻缔结必须符合特定社会规范、伦理道德，否则势必受到社会谴责，甚至触犯刑律，受到法律制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不允许个人任意行事。下文具体从定婚、结婚等方面展开阐述。
[定婚]新疆少数民族在婚姻缔结过程中，都保留着定婚习俗，但在具体方式上颇有差别，首先从定婚权的掌握上言之，不外乎两种，一种即由父母尊长掌握，如哈萨克、回、满、锡伯、索伦诸族皆同汉人旧式婚姻，由父母包办，婚姻当事人无权过问；二为婚配男女自由主之，如牧区的蒙古族“婚姻较为自由，男女间通过恋爱即可达到婚姻目的”。当然这仅指牧区的蒙古族，而在农区的蒙古人多由父母包办。此外维吾尔族定婚方式颇具特色，其婚配有三种方式：“一日天定，二日奉遗三日自配”，“天定”乃一七之前一日，男女皆于五鼓时，聚集净体诵经，拜毕而散，是日男女择配者，必着新衣，谑披礼拜，阿訇问以婚姻，阿訇随祈神，看经望众中指一人日，此天配定之对，即将男女之小皮帽互换，逐定矣，此之谓“天定”。至于“奉遗”、“自配”皆出于自愿婚配，前者基于无父母者为求苟合，称言父母在世之时，曾有遗嘱，后者为无所依倚之少年，男女偶于宴会礼拜处相逢，情投意合，立志必期配合，虽至贫极窘不改易，谓之“自配”。该三种方式在回疆各域皆通行，但富贵人家，必经由父母族长议定方可。
从聘礼多寡的角度而言：清政府对蒙、满、锡、索、汉等民族都作了相关规定，如蒙古族“庶人结婚聘礼，给马五牛五羊五十，逾数多给者入官’，后又进一步规定“结亲聘礼用马二牛二，羊二十，少给者听，多给者将例外牲畜罚出存公’，清政府这种严格限制其过于铺张，提倡节俭的法令，对新疆蒙人婚嫁“致聘礼，羊酒布帛，视家有无’，之淳朴风尚有直接的影响，同时该风俗又与维吾尔“纳彩征丰约视家有无”，颇有几分相似。当然清政府对新疆伊斯兰诸族婚嫁聘礼并未作专条规定，而是皆从民俗。如哈萨克“富人往往致马千蹄，牛千足，驼百峰，银二三千两”为聘礼，这在一定角度上助长了哈萨克族不问门户年岁，仅视聘资多寡买卖婚姻的盛行，此外在一些城市，由于受商品经济影响深，导致各民族皆以聘礼的多寡来决定婚嫁与否，如乌鲁木齐“婚嫁无凭，但论赀，雄雌蝶参差春风多，少罗郎怨阿母钱多总不知”。
从法律效果上而言，定婚的成立可分为二种“有媒约通写立者为婚书，无婚约私下议约者为私约”，但不论婚书还是私约，都是定婚的法定形式，具有法律效力，任何一方反悔，皆受大清刑律处罚，如女方“辄悔者嫁婚人笞五十，其女归本夫，虽无婚书，但曾受聘财者亦是，若再许他人未成婚者，女家主婚人杖七十，已婚者杖八十”等等诸如此类的规定甚多，在此不一一详述。但新疆“蒙古各族以及回部各城之体制典礼法守刑名……其事理与内地不同，往往以因地制宜，须随时变通”，因此清朝在平定回疆各城后“沿用回教历书，判断诉讼引用教规，不从国家法律”，这就导致新疆法律体系庞杂，各民族规范不一。汉、满、锡、索诸族以内地法律为标准，伊斯兰诸族以《古兰经》及民间习惯为准，婚姻纠纷一旦发生，皆由阿訇予以解决，只有在阿訇无法解决的前提下，才由男女双方上诉于伯克，由伯克依宗教教规作出裁决。而对于蒙古族，清庭既在《钦定大清会典》、《理藩院则例》等文书中作了相关规定，又以单行法规《蒙古则例》予以系统说明，如男方在“所聘之女，年二十而不娶，其父母受聘者听之”等条。
[结婚]从结婚年龄上分析：新疆各民族皆有早婚习俗，如清代维吾尔族“男人过十四五即娶．女至十一二即嫁”，该习俗在伊斯兰教规上是允许的，因其规定“男子12岁。女子9岁就可以结婚”。但按清朝天聪九年(1675年)三月谕令：“凡女子十二岁以上者许嫁，未及十二岁而嫁者，罪之”。由此可以看出清政府对新疆伊斯兰诸族采取了一种非常宽容的政策，即尊从地方习惯法，尊重民族宗教信仰，甚至到民国初年仍从俗。尽管在民国六年一月教育部明文规定：“近世人民结婚，多不及年其居乡间者，甚至以十一二年之儿女即行婚礼，此等风俗既失古制且无益处……，参考近今情形规定，限制拟以男子不及二十五岁，不能娶妻，女子年至二十岁始可婚嫁”。但从实际来看，该规定并未付诸实践，早婚现象仍相当普遍，如以蒙古族为例“女子在二三岁或四五岁时，即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之订媒，男子在十六七岁时，即妻子满堂矣”。
从婚配限定的角度而言，除第一节我们讲述的满清政府对回汉、回缠，蒙汉等族通婚限制外．新疆满人(包括索伦，锡伯族)固守满汉不交产，旗民不通婚之成见，婚配只限于本族，但随着清王朝的没落，“至清朝末季，始与汉人通婚”。另外伊斯兰诸族由于信奉伊斯兰教之故，极端反对与非穆斯林结婚，甚至把嫁与汉人(特指非仰信伊斯兰教的汉人)的穆斯林女子，视为不光彩的事，当然伊斯兰教徒可以娶非穆斯林女子(但该女子在结婚后，必须改信伊斯兰教)。从同姓近亲婚配限定的角度而言：维吾尔族素有“配偶之制，唯同出不婚”之俗。这与哈萨克，婚嫁之礼，同乳不相妃，微有差异，而二者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哈萨克视妇女为其家庭财产，“夫死不得嫁异族，其夫之兄弟娶之，不愿再醮者亦弗之强也”，这可能与其先民突厥人盛行的收继婚有关，即“父、兄、伯、叔死，子弟及侄等妻其后母，世叔母、嫂”。这种婚配方式，如依清律“凡同姓为婚者，主婚男女，各杖六十离异，妇女归宿，财礼入官”，又“凡娶同宗无服姑侄姐妹之亲及无服亲之妻者，男女各杖二百，若娶同宗缌麻亲之妻及舅妻杖六十，徒一年”等，由此可见其独特性，即便按《古兰经》文也与其不相符合，“真主严禁你们娶你们的母亲、女儿、姐妹、姑母、姨母、侄女、外甥女、乳母、同乳姐妹、岳母以及你们所抚育的继女，即你们曾与他们的母亲同房的，如果你们与他们的母亲没有同房，那末你们无妨娶他们，真主还严禁你们娶你们亲生儿子们的媳妇和同时娶两姐妹”。
从一夫多妻的角度而言：新疆各民族都存在事实上的一夫多妻制，但伊斯兰诸族与非伊斯兰诸族又略有所差别。首先从妻妾的数目上分析，伊斯兰诸族如维、哈、布鲁特等皆信仰伊斯兰教，按《古兰经》规定，男人可以择娶他们“爱悦的女人，各娶两妻、三妻、四妻”，但不得过四人，当然未必每个人或每个民族都完全遵守其规定，如在维吾尔族中，“一夫可娶三五妇，不以为怪”，这种现象多系富人，普通老百姓一般是一夫一妻制的。而对于新疆满、蒙、汉、锡、索等非伊斯兰民族，清政府对其娶妾的数目并未限制；其次从妻妾地位上分析，在伊斯兰诸族中，尽管嫡妻享有操做家务之权．但与其它妻子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而对于非伊斯兰民族，妻妾地位极不平等，“凡以妻为妾者杖二百，妻以妾为妻者，杖九十并改正，若有妻更娶妻者亦杖九十，后娶之妻离异”，这就导致妻的地位明显高于妾，家事须由妻处理，妾不给过问，而且正妻所生之子有继承管理家务之权，但妾之子却无。
二婚姻解除的法定要式、法律后果
婚姻关系的解除即离婚，由于离婚涉及诸多问题，如离婚权的掌握，财产的分配，子女的抚养等一系列情形，若以寥寥数笔，难于述之笔端，加之新疆法律规范不一，使之愈加复杂，因此本文在具体分析新疆伊斯兰民族与非伊斯兰诸民族离婚问题时，着重从二者的差异性角度入手。“中国古代婚姻，以男为主，故离婚之主权亦属于夫，夫可去妻，妻不许自绝于夫，但该情形只对新疆汉、蒙、索、锡、满等非伊斯兰民族起作用，而对于新疆维、哈、布鲁特、乌兹别克等伊斯兰民族则不同，对其而言夫妻反目，男女双方皆可提出离异，如哈萨克素有，离异者“延头人戚党论是非曲直，其夫指应出条事，赔嫁赀遣之去，其妻请离，则一切什物概不得持取，众反复谕之，不听，及立离书暮手足，头人用戮印为据”该习俗与维吾尔“夫妇若不睦，辄自离异”，男方提出离异者，家中什物任女取携，女方提出离异者，一物概不能带走之习俗颇为相似。但值得注意的是，回族由于受中原文化影响较深，离婚权一般由男方掌握，妻子不得丈夫同意，不能和他离婚，她只能与他分居，静待丈夫提议离婚。
以上仅从离婚权以及离婚财产分配的角度加以说明，至于离婚法定理由，新疆非伊斯兰诸族皆从内地法令，如“妻犯七出之状有三不去之理，不得辄绝……期约已至五年无过不娶，及夫逃亡三年不还者并经官告拾执照，另行改嫁亦不追财礼”之条。而伊斯兰诸民族鉴于诸多史料记载过于简单，难以具体考察，在此不做深入研究。此外，非伊斯兰民族在离婚后，即离书交付后，即生效力。若夫夫踪，妻单方提出离婚者，须经官告给执照而得嫁。但对于伊斯兰诸民族，离婚后女方必须经一段时间后方可再婚，该段时间称为待婚期，至于待婚期的长短，诸多史料记载不一，有“百日”说，有“三月”说，另有“六月”说等，记载不同之因可能与《古兰经》的规定有关：“你们的妇女中对月经已绝望的，如果你们怀疑，就以三个月为他们的待婚期，还没有月经的，也是这样，怀孕的，以分娩为满期”。从复婚的角度而论，夫妻双方离异三次再无复合之可能，倘要复婚，必须与他人奸宿方可复合。
论文关键词：婚姻；规范；习俗
一、婚姻缔结的法定要式、法律后果
所谓婚姻缔结即男女嫁娶，结为夫妻过程中涉及的一系列行为，它既是一种个人行为，又是一种社会行为。从社会行为的角度而言，婚姻缔结必须符合特定社会规范、伦理道德，否则势必受到社会谴责，甚至触犯刑律，受到法律制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不允许个人任意行事。下文具体从定婚、结婚等方面展开阐述。
[定婚]新疆少数民族在婚姻缔结过程中，都保留着定婚习俗，但在具体方式上颇有差别，首先从定婚权的掌握上言之，不外乎两种，一种即由父母尊长掌握，如哈萨克、回、满、锡伯、索伦诸族皆同汉人旧式婚姻，由父母包办，婚姻当事人无权过问；二为婚配男女自由主之，如牧区的蒙古族“婚姻较为自由，男女间通过恋爱即可达到婚姻目的”。当然这仅指牧区的蒙古族，而在农区的蒙古人多由父母包办。此外维吾尔族定婚方式颇具特色，其婚配有三种方式：“一日天定，二日奉遗三日自配”，“天定”乃一七之前一日，男女皆于五鼓时，聚集净体诵经，拜毕而散，是日男女择配者，必着新衣，谑披礼拜，阿訇问以婚姻，阿訇随祈神，看经望众中指一人日，此天配定之对，即将男女之小皮帽互换，逐定矣，此之谓“天定”。至于“奉遗”、“自配”皆出于自愿婚配，前者基于无父母者为求苟合，称言父母在世之时，曾有遗嘱，后者为无所依倚之少年，男女偶于宴会礼拜处相逢，情投意合，立志必期配合，虽至贫极窘不改易，谓之“自配”。该三种方式在回疆各域皆通行，但富贵人家，必经由父母族长议定方可。
从聘礼多寡的角度而言：清政府对蒙、满、锡、索、汉等民族都作了相关规定，如蒙古族“庶人结婚聘礼，给马五牛五羊五十，逾数多给者入官’，后又进一步规定“结亲聘礼用马二牛二，羊二十，少给者听，多给者将例外牲畜罚出存公’，清政府这种严格限制其过于铺张，提倡节俭的法令，对新疆蒙人婚嫁“致聘礼，羊酒布帛，视家有无’，之淳朴风尚有直接的影响，同时该风俗又与维吾尔“纳彩征丰约视家有无”，颇有几分相似。当然清政府对新疆伊斯兰诸族婚嫁聘礼并未作专条规定，而是皆从民俗。如哈萨克“富人往往致马千蹄，牛千足，驼百峰，银二三千两”为聘礼，这在一定角度上助长了哈萨克族不问门户年岁，仅视聘资多寡买卖婚姻的盛行，此外在一些城市，由于受商品经济影响深，导致各民族皆以聘礼的多寡来决定婚嫁与否，如乌鲁木齐“婚嫁无凭，但论赀，雄雌蝶参差春风多，少罗郎怨阿母钱多总不知”。
从法律效果上而言，定婚的成立可分为二种“有媒约通写立者为婚书，无婚约私下议约者为私约”，但不论婚书还是私约，都是定婚的法定形式，具有法律效力，任何一方反悔，皆受大清刑律处罚，如女方“辄悔者嫁婚人笞五十，其女归本夫，虽无婚书，但曾受聘财者亦是，若再许他人未成婚者，女家主婚人杖七十，已婚者杖八十”等等诸如此类的规定甚多，在此不一一详述。但新疆“蒙古各族以及回部各城之体制典礼法守刑名……其事理与内地不同，往往以因地制宜，须随时变通”，因此清朝在平定回疆各城后“沿用回教历书，判断诉讼引用教规，不从国家法律”，这就导致新疆法律体系庞杂，各民族规范不一。汉、满、锡、索诸族以内地法律为标准，伊斯兰诸族以《古兰经》及民间习惯为准，婚姻纠纷一旦发生，皆由阿訇予以解决，只有在阿訇无法解决的前提下，才由男女双方上诉于伯克，由伯克依宗教教规作出裁决。而对于蒙古族，清庭既在《钦定大清会典》、《理藩院则例》等文书中作了相关规定，又以单行法规《蒙古则例》予以系统说明，如男方在“所聘之女，年二十而不娶，其父母受聘者听之”等条。
[结婚]从结婚年龄上分析：新疆各民族皆有早婚习俗，如清代维吾尔族“男人过十四五即娶．女至十一二即嫁”，该习俗在伊斯兰教规上是允许的，因其规定“男子12岁。女子9岁就可以结婚”。但按清朝天聪九年(1675年)三月谕令：“凡女子十二岁以上者许嫁，未及十二岁而嫁者，罪之”。由此可以看出清政府对新疆伊斯兰诸族采取了一种非常宽容的政策，即尊从地方习惯法，尊重民族宗教信仰，甚至到民国初年仍从俗。尽管在民国六年一月教育部明文规定：“近世人民结婚，多不及年其居乡间者，甚至以十一二年之儿女即行婚礼，此等风俗既失古制且无益处……，参考近今情形规定，限制拟以男子不及二十五岁，不能娶妻，女子年至二十岁始可婚嫁”。但从实际来看，该规定并未付诸实践，早婚现象仍相当普遍，如以蒙古族为例“女子在二三岁或四五岁时，即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之订媒，男子在十六七岁时，即妻子满堂矣”。
从婚配限定的角度而言，除第一节我们讲述的满清政府对回汉、回缠，蒙汉等族通婚限制外．新疆满人(包括索伦，锡伯族)固守满汉不交产，旗民不通婚之成见，婚配只限于本族，但随着清王朝的没落，“至清朝末季，始与汉人通婚”。另外伊斯兰诸族由于信奉伊斯兰教之故，极端反对与非穆斯林结婚，甚至把嫁与汉人(特指非仰信伊斯兰教的汉人)的穆斯林女子，视为不光彩的事，当然伊斯兰教徒可以娶非穆斯林女子(但该女子在结婚后，必须改信伊斯兰教)。从同姓近亲婚配限定的角度而言：维吾尔族素有“配偶之制，唯同出不婚”之俗。这与哈萨克，婚嫁之礼，同乳不相妃，微有差异，而二者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哈萨克视妇女为其家庭财产，“夫死不得嫁异族，其夫之兄弟娶之，不愿再醮者亦弗之强也”，这可能与其先民突厥人盛行的收继婚有关，即“父、兄、伯、叔死，子弟及侄等妻其后母，世叔母、嫂”。这种婚配方式，如依清律“凡同姓为婚者，主婚男女，各杖六十离异，妇女归宿，财礼入官”，又“凡娶同宗无服姑侄姐妹之亲及无服亲之妻者，男女各杖二百，若娶同宗缌麻亲之妻及舅妻杖六十，徒一年”等，由此可见其独特性，即便按《古兰经》文也与其不相符合，“真主严禁你们娶你们的母亲、女儿、姐妹、姑母、姨母、侄女、外甥女、乳母、同乳姐妹、岳母以及你们所抚育的继女，即你们曾与他们的母亲同房的，如果你们与他们的母亲没有同房，那末你们无妨娶他们，真主还严禁你们娶你们亲生儿子们的媳妇和同时娶两姐妹”。
从一夫多妻的角度而言：新疆各民族都存在事实上的一夫多妻制，但伊斯兰诸族与非伊斯兰诸族又略有所差别。首先从妻妾的数目上分析，伊斯兰诸族如维、哈、布鲁特等皆信仰伊斯兰教，按《古兰经》规定，男人可以择娶他们“爱悦的女人，各娶两妻、三妻、四妻”，但不得过四人，当然未必每个人或每个民族都完全遵守其规定，如在维吾尔族中，“一夫可娶三五妇，不以为怪”，这种现象多系富人，普通老百姓一般是一夫一妻制的。而对于新疆满、蒙、汉、锡、索等非伊斯兰民族，清政府对其娶妾的数目并未限制；其次从妻妾地位上分析，在伊斯兰诸族中，尽管嫡妻享有操做家务之权．但与其它妻子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而对于非伊斯兰民族，妻妾地位极不平等，“凡以妻为妾者杖二百，妻以妾为妻者，杖九十并改正，若有妻更娶妻者亦杖九十，后娶之妻离异”，这就导致妻的地位明显高于妾，家事须由妻处理，妾不给过问，而且正妻所生之子有继承管理家务之权，但妾之子却无。
二婚姻解除的法定要式、法律后果
婚姻关系的解除即离婚，由于离婚涉及诸多问题，如离婚权的掌握，财产的分配，子女的抚养等一系列情形，若以寥寥数笔，难于述之笔端，加之新疆法律规范不一，使之愈加复杂，因此本文在具体分析新疆伊斯兰民族与非伊斯兰诸民族离婚问题时，着重从二者的差异性角度入手。“中国古代婚姻，以男为主，故离婚之主权亦属于夫，夫可去妻，妻不许自绝于夫，但该情形只对新疆汉、蒙、索、锡、满等非伊斯兰民族起作用，而对于新疆维、哈、布鲁特、乌兹别克等伊斯兰民族则不同，对其而言夫妻反目，男女双方皆可提出离异，如哈萨克素有，离异者“延头人戚党论是非曲直，其夫指应出条事，赔嫁赀遣之去，其妻请离，则一切什物概不得持取，众反复谕之，不听，及立离书暮手足，头人用戮印为据”该习俗与维吾尔“夫妇若不睦，辄自离异”，男方提出离异者，家中什物任女取携，女方提出离异者，一物概不能带走之习俗颇为相似。但值得注意的是，回族由于受中原文化影响较深，离婚权一般由男方掌握，妻子不得丈夫同意，不能和他离婚，她只能与他分居，静待丈夫提议离婚。
以上仅从离婚权以及离婚财产分配的角度加以说明，至于离婚法定理由，新疆非伊斯兰诸族皆从内地法令，如“妻犯七出之状有三不去之理，不得辄绝……期约已至五年无过不娶，及夫逃亡三年不还者并经官告拾执照，另行改嫁亦不追财礼”之条。而伊斯兰诸民族鉴于诸多史料记载过于简单，难以具体考察，在此不做深入研究。此外，非伊斯兰民族在离婚后，即离书交付后，即生效力。若夫夫踪，妻单方提出离婚者，须经官告给执照而得嫁。但对于伊斯兰诸民族，离婚后女方必须经一段时间后方可再婚，该段时间称为待婚期，至于待婚期的长短，诸多史料记载不一，有“百日”说，有“三月”说，另有“六月”说等，记载不同之因可能与《古兰经》的规定有关：“你们的妇女中对月经已绝望的，如果你们怀疑，就以三个月为他们的待婚期，还没有月经的，也是这样，怀孕的，以分娩为满期”。从复婚的角度而论，夫妻双方离异三次再无复合之可能，倘要复婚，必须与他人奸宿方可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