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著和论文的是非曲直

专著和论文的是非曲直

某位学者说专著不如论文是伪命题。这个意思就是说专著具有全面性、系统性、成熟和稳定性。很多学者崇拜了论文而忽略了专著，也是导致专著的下滑还有出版低迷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专著和论文都是作为学术成果的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专著和论文各司其职，也在各行其道。本没有高低和优劣之分。但是学术实践证明，和专著相比，论文篇幅短小，问题集中，驾驭方便，富有学术浓缩性，它通过期刊的快速更新，能较便捷地传递作者的学术见解，因而越来越受到重视。随着专著常沦为二次学术产品，特别是随着专著出版被严重市场化，论文的价值日益突出。这种定位对专著似有失公允，但现实如此，不得不然耳。

　　为免误解，这里提早说明，并不是学术成果只要用论文形式发表就比专著有价值，实际上垃圾论文也不可胜数；而真正的专著，以其全局性视野和系统性创新，由始至终进行连续不断的逻辑论证，体现着作者宏阔的学术背景和成熟的思维体系，它能全面而集中地解决复杂而庞大的研究课题，有点“毕其功于一役”的意思，这种功能，是论文所不能胜任的。

　　但尴尬的是，近现代学术有个特点，专著往往是在论文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点中外皆同。一般情况下，按照正常的学术理路，作者对某一课题的系统研究，先从“点”开始，把认为成熟的部分先行成文，分别发表，以汲取同行意见，然后根据同行评价权衡优劣，最后汇点成面，前后贯通，专著于是乎出。这类专著，实际是二次学术产品，因为那些先期发表的论文，实际是该专著的学术精华。从科学性上说，这种专著出版前通过论文形式加以检验，可进一步提高专著的质量，这是学者们经常先发论文再出专著的重要原因。现在完全脱离论文而直接出版的专著其实并不多，这点恐怕谁也没法否认。只要承认这点，就要认可论文之于专著的特殊重要性，曾先生也说“专著是一系列创新论文的集大成者”，可见他也知道专著形成的一般路数，难道“集大成”后的专著比那些“一系列创新论文”要高出许多？我看倒有点像论文集。

　　更尴尬的是，专著正遭遇出版、监督等环节的信任危机，且日益严重。论文在发表前一般需要经过甄选，好歹存在竞争关系；发表后要随刊直面学界，总算有被动接受监督的意味。因此作者起码要认真些，并不能任情自为。但反观专著，则未免令人气短。很长时间以来，许多出版社为只盈不亏，敞开门做生意，只要不触时忌，稍具其形，肯花钱出专著一般不会遭拒，多出或赶上促销还能打折。许多作者出书不是为展现学术风采，而是另有妙用，因此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恨不得手里的存本成为海内孤本，仅限于晋职、结项、评奖之用。出版专著除了钱几乎没有门槛，于是各种专著炮制方法纷纷出笼，近来比较时髦的是，利用项目经费铺路，组织一帮人进行流水作业，分工攒造，皇皇巨著源源不断地下线，但乏人问津。专著发行低迷，诚如曾先生所说，与作者拿不出像样货色有关，可出版单位不扎紧篱笆，放进来的多是阿猫阿狗，还想让人们当成狮子老虎去争看，哪有这个道理！

　　从学术史角度看，论文往往是学者更钟情的成果表达方式。一般而言，大学者可以没有专著，但却不能没有论文。谭其骧先生治学60年，属于个人的学术成果主要是数十篇论文，并没有专著，但这丝毫不妨碍他成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奠基人。谭先生不是没有写专著的念头，他讲了一辈子“中国历史地理”，曾打算在讲义基础上写本《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但终因要求过苛没有完成。唐长孺先生的标志性成果是论文集，相比其他著作，这些论文可看做是唐先生的扛鼎之作。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著述宏富，现代学者罕与其匹，其论文数量相当可观。名家如此，其他学者亦然，鲜有例外。

　　尤值一提的是现代最负盛名的学术大师陈寅恪先生，他的学术成果也多是论文形式。寅恪先生授课时曾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这何尝不是他的著述旨趣。这种境界，固然是天才的专利，但一般学人如抱有“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态度，论著质量当有实质性提高。而事实是，许多学者是“前人写过的，我还写；近人写过的，我再写；外国人写过的，我仍写；我自己过去写过的，也要写。我就是不写未曾有人写过的”。这种情况，论文有之，专著更甚。专著遇冷，实是许多学者不堪其任而勉强为之使然，徒唤奈何。

　　当然，我们更希望看到，论文继续发挥学术先锋作用，专著也体现系统创新的价值，两全其美，乃上上好。但总体来看，目前专著质量的确不如论文。曾先生拿优秀专著比对垃圾论文，尤无助于透析问题的实质。其实从总体价值角度看，论文高出专著不知凡几，这点无可置疑。对学者来说，最理想的学术成果是既有精悍的论文，也有高远的专著，此可作为学术界、出版界共同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