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析翻译目的对翻译策略的影响——《红楼梦》两个英译本中文化信息的翻译对比
论文关键词：翻译目的；文化信息；异化；归化
论文摘要：以翻译目的论为理论依据，从文化信息传递的角度出发，探讨了《红楼梦》的两种译本(杨宪益夫妇的英译本、大卫·霍克斯的英译本)中文化信息的翻译。对原著中文化信息的翻译，两种译本的译者由于翻译目的不同，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使用了不同的翻译方法。杨宪益译本主要采用异化翻译策略，忠实于原文，尽量保留中国文化特色，最大限度地传递文化信息；而大卫·霍克斯主要采用归化翻译策略，以译入语读者为中心，注重译入语的特色和表现力。
翻译工作是源语作者与目标语读者之间交际过程的一部分，译者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所用的策略方法、翻译技巧都受翻译目的影响。《红楼梦》是一部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百科全书，它所包含的文化内容博大精深，如何将这样一部经典之作介绍给外国读者，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所有译作中最完整的两部作品就是杨宪益(Yang Xianyi )夫妇的英译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的英译本The Story ofthe Stone。本文从德国功能学派的翻译目的论出发，探讨译者的翻译目的不同。在翻译文化内容时所采用的翻译策略、技巧也有所不同。
一、理论基础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德国功能主义翻译学派将翻译视为一项有目的(intentional )的交际活动川。该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费米尔( Hans J. Vermeer)和诺德(Christiane Nord)等为翻译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在费米尔的理论中，翻译是基于源语文本的一种行为。“任何形式的翻译行为，包括翻译本身，顾名思义，都可以看作是一种行为。任何行为都有一个目标或一个目的。而且，一种行为会导致一种结果，一种新的情景或事件，也可能是一个新的事物。在这一理论框架中，决定翻译目的的最重要因素便是译文预期的接受者，他们有自己的文化背景知识，对译文的期待以及交际需求。每一种翻译都指向一定的受众，因此翻译是在“目的语情景中为某种目的以及目的受众而产生的语篇。芬兰学者曼塔里( Justa Holz-Manttari)发展了费米尔的目的论，在他的理论模式中，翻译被解释为一种“为实现某种特定目的而设计的复杂行为”。翻译行为的目的在于传递跨越语言与文化障碍的信息，“翻译行为是产生某种信息传递着的过程。他为协调行为与交际合作而服务于上级行为系统。曼塔里特别强调翻译过程的行为方面，重视行为参与者(行为发起者、译者、译文使用者)环境条件(时间、地点、媒介)的分析。诺德提出翻译行为有三个主要特点:目的性、跨文化性及交际性。根据目的论的基本观点:翻译过程不是由原文或原作者决定的，而是由译文的预期功能(即翻译目的)所决定的，要贴近读者。在这里预期功能(翻译目的)不仅是译文的基本要素，它也决定了译者的翻译策略。而翻译目的即指译文的交际目的通常是由翻译过程的发起者决定的，有时译者也参与决定。目的论的理论基础是功能主义，目的论者认为功能性是翻译过程中起作用的最重要的因素。本文采用的是诺德的理论，如她所讲没有原文就没有翻译，功能性是最重要的准则，然而绝不是唯一的。但翻译目的最主要的还是体现在译文文字中，具体到译者对每一个词、每一句的处理。译者选择的不同翻译策略能反映出不同的翻译目的。
1995年美国著名翻译家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在《译者的隐身》( The Translator’ s Invisibility)中提出了异化法(Foreignizing method)与归化法(Domestication method)两种翻译策略。异化法强调译文应如实传递原作的信息内容，而归化法强调译文与原作对等的表现力。翻译目的是影响翻译策略运用的重要原因，目的不同，手段、方法的选择便不同。
杨宪益夫妇翻译《红楼梦》是受外文出版社的委托，其宗旨是向译语读者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对译者本人来说也认为应该让外国人了解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而大卫·霍克斯基于要与译语读者分享书中乐趣的热切愿望，在翻译过程中，处处考虑如何使译语读者便于欣赏这部作品。基于上述不同的翻译目的，两个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译者在对原文文化信息的微观处理上采用了不同的策略和方法。杨译本忠实于原文的文化特色，以原文文本为中心采用异化策略，忠实于原文，以期译文可以和原著一样具有永恒的艺术价值。而霍译本着眼于译人语的文化特色，以译人语的读者为中心采用了归化策略，努力为译文的读者除掉阅读和理解的障碍，把一切的陌生变为熟识，甚至不惜牺牲原文的一些文化色彩。下面是从《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当中摘录的有关宗教文化信息、历史人物典故及含有文化意象词汇的例子，作粗略的分析并加以对比。
二、宗教文化信息的翻译
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是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对语言的发展影响很大。英汉两个民族的宗教信仰不同，自然也会体现在语言方面。《红楼梦》作为一部中国古典名著，浓缩了中国儒道传统文化的精华，佛教和道教思想贯穿于整个著作。而英语中出现的宗教文化主要是基督教文化。《圣经》在整个西方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中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所以两种文化在思维习惯上、语言表达形式上，都有着自己的特色。
例1原文:平儿忙笑道:“那是他们瞅着 大奶奶是个菩萨，姑娘又是个腼腆小姐，固然是 托懒来混。”(第五十五回)
杨译:Pinger replied : " They ’ re trying to take advantage，because Madam Zhu’s a real Bodhisattva and you’re such a gentle young lady.”
霍译:Patience said } ` They think that because Mrs. Zhu is such a kind，saintly person and you are such a quiet，shy young lady they can get away with anything.
例2凤姐悄悄道:“放尊重些，别叫丫头们看了笑话。”贾瑞如听纶音佛语一般，忙往后退。(第十二回)
杨译:“Take care，”she whispered.“What will the maids think" He drew back instantly as if obeying an Imperial decree or a man date from Buddha.
霍译:‘Take care’said Xifeng in a low tone.‘The servants might see you!’Obedient to his goddess s command，Jia Rui quickly drew back again.
例1中“菩萨”( Bodhisattva)和“佛”(Buddha)是佛教中的两个形象，代表着慈悲和善良，因此，汉语中有“大慈大悲的菩萨”和“我佛慈悲”的习惯说法。杨译时用异化方法保留了这两个中国宗教形象，从而保留了原有的宗教色彩，传达了中国佛教文化。而霍译则采取了归化方法，为了使译语读者易于理解，在例1 中，霍克斯放弃了原有的宗教形象只译出了比喻意义，便于理解。在例2中，霍译改变了原有的宗教形象，代之以基督教的形象，使用了为译语读者所接受的宗教词汇“goddess"，使译文更加流畅自然。
三、词汇意象的翻译
文化意象大多凝聚着各个民族的智慧和历史的文化结晶，其中相当一部分文化意象还与各民族的传说，以及各民族初建时期的图腾崇拜有密切关系。由于汉英两种语言在语言表达方式及所反映的文化内容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同一词汇在两种语言中给人们的联想意义是大不相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因而，从译文中在有关文化意象的词汇翻译上，也最能看出译者的翻译观及其所遵循的翻译原则和翻译方法。
例3原文:比美人之态度兮，凤袁龙翔 (第五回)
杨译:And she bears herself like a phoenix or dragon in flight.
霍译:And I admire her queenly gait，like stately dance of simurgh with his mate.
“龙”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异动物，而“凤”是古代传说中百鸟之王，杨译文忠实于原文的文化意象，将“龙”与“凤”分别译成了和" dragon”与“phoenix"，向译语读者展示了龙与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同时在英语里，phoenix传说是一种生于阿拉伯沙漠的长生鸟，活五六百年后，用自己的翅膀煽火，自焚为灰烬，然后从灰烬中复生为新的phoenix，为此在英语中它有复活和再生之意。而dragon在西方的传说中是指一种身上有鳞，长有翅膀和长长尾巴的口中吐火的巨大晰蝎，在圣经故事里是邪恶的象征。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意象，霍译为帮助其读者正确理解原文，将这两个易使读者误解的词汇去掉，取而代之的是西方人较为熟悉的simurgh，即波斯神话当中一种巨鸟，文化信息虽有些“失真”，但也避免了译语读者对原文的一种误解。
例4原文:怡红快绿
杨译:Happy Red and Delightful Green
霍译:Crimson Joys and Green Delights
例5原文:怡红院
杨译:Happy Red Court
霍译: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s
颜色对于不同民族的人而言，在视觉和心理上所引发的联想和象征意义不尽相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红色意味着喜庆、吉祥、兴旺、欢乐、热情，丰富的内涵深受钟爱，大红灯笼、春节的红色春联、红双喜字，等等。杨译本忠实于原 文及原文文化，保留了原文的“红”字。而在西方文化中，红色则意味着流血、危险或暴力和死亡，绿色则具有类似中国“红”字的联想意义，快乐健康。因此霍译考虑其读者的文化背景，将原文中的“红”字处理成译语读者所熟悉的“绿”字，将原文的精神传达给了译语读者，虽然是貌不合但神却极相似。
四、历史文献典故的翻译
在《红楼梦》中，涉及到许多历史文献典故 和《红楼梦》以前的文学作品，含有很强的历史 文化色彩。而目的语读者缺少这种原文作者和原文读者之间共同的文化背景，没有了文化背景他们在阅读理解时就会感到茫然、莫名其妙，也就是缺乏相应的背景造成了文化空白(cultural gaps)，这给理解带来了困难。在对这一难题处理过程中，译者根据各自的翻译目的各显其翻译策略。
例6原文:凤丫头就是楚霸王，也得这两只膀子举千斤鼎。他不是这丫头，就得这么周到了?(第三十九回)
杨译:As for Xifeng， why，even if she had the strength of the Conqueror of Chu who would lift a tripod a thousand catties，how could she handle everything without Pinger here ？
霍译:Even though she is a regular Tyrant King，she still needs her Patience in order to be so efficient ;just as much as the real Tyrant King needed his two strong arms in order to be able to lift up those hundred weight tripods.
看到上面的比喻，中国读者立刻会把“楚霸王”和“项羽”联系在一起，因为“楚霸王”不仅是一个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他还是一个历史人物。通过“楚霸王”这个比喻，中国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出熙凤和平儿的关系，看出平儿的重要性和才干，就象“楚霸王”的左膀右臂。杨文翻译时保留了“楚霸王”这一文化意象，因而平儿的重要性和才干充分地表达出来了。然而，没有中国文学和历史知识的读者很难领会到这个历史文化意象所传达的文化信息。因而最妥善的方法就是添加注释，简略介绍“楚霸王”这个历史人物以及与之相关的故事。霍克斯为了使读者能够不费力地理解原文，不惜放弃“楚霸王”这一历史文化意象，舍弃了其所蕴涵的深厚文化，简单地使用了其比喻意义，体现了其取悦读者，传播原作故事情节为主的翻译目的。
例7原文:黛玉:“你们瞧，孙行者来了!”(第四十九回)
杨译:“Look，here comes the Monkey King ！”
霍译:‘LOOk，monkey!’
“孙行者”(“孙大圣”)是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的主要人物，在《红楼梦》中多次出现，用来描写调皮、勇敢的年轻人。上例中的“孙行者”指的是史湘云。在小说中，黛玉用这个形象和史湘云开玩笑，一是因为湘云穿着毛茸茸的衣服，二是因为她调皮、勇敢。杨译本忠实于原文的文化特色，保留了“孙行者”这一经典文化意象。霍译本则为其读者方便于理解而放弃了“孙行者”这一文化意象，用“猴子”这一普通形象来代替，只用了他的比喻意义，虽原文意象美有些受损，但对于译语读者来说，阅读过程中就不会有任何障碍，原作的故事性丝毫不受影响。
五、结语
目的论认为翻译策略不是由原文或原作者决定的，而是由译文的预期功能(即翻译目的)所决定的，也就是说由译者想要其译文达到什么目的。正如杨宪益夫妇翻译《红楼梦》是为了向读者传达中国传统的文化，把中国文化原
汁原味地传达给译语读者，在其翻译过程中倾向于异化的翻译策略来处理文化信息内容，尽可能地接近原文，保留原文传统文化特色;而霍克斯翻译的目的如他所说是为了传达审美的愉悦，与西方读者分享本书的魅力，考虑到西方读者的可接受性，在翻译过程中倾向于归化策略，强调译文的表现力，像是用英文写就的原著。所以译者翻译策略的不同归因于其翻译目的的差异。
论文摘要：以翻译目的论为理论依据，从文化信息传递的角度出发，探讨了《红楼梦》的两种译本(杨宪益夫妇的英译本、大卫·霍克斯的英译本)中文化信息的翻译。对原著中文化信息的翻译，两种译本的译者由于翻译目的不同，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使用了不同的翻译方法。杨宪益译本主要采用异化翻译策略，忠实于原文，尽量保留中国文化特色，最大限度地传递文化信息；而大卫·霍克斯主要采用归化翻译策略，以译入语读者为中心，注重译入语的特色和表现力。
翻译工作是源语作者与目标语读者之间交际过程的一部分，译者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所用的策略方法、翻译技巧都受翻译目的影响。《红楼梦》是一部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百科全书，它所包含的文化内容博大精深，如何将这样一部经典之作介绍给外国读者，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所有译作中最完整的两部作品就是杨宪益(Yang Xianyi )夫妇的英译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的英译本The Story ofthe Stone。本文从德国功能学派的翻译目的论出发，探讨译者的翻译目的不同。在翻译文化内容时所采用的翻译策略、技巧也有所不同。
一、理论基础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德国功能主义翻译学派将翻译视为一项有目的(intentional )的交际活动川。该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费米尔( Hans J. Vermeer)和诺德(Christiane Nord)等为翻译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在费米尔的理论中，翻译是基于源语文本的一种行为。“任何形式的翻译行为，包括翻译本身，顾名思义，都可以看作是一种行为。任何行为都有一个目标或一个目的。而且，一种行为会导致一种结果，一种新的情景或事件，也可能是一个新的事物。在这一理论框架中，决定翻译目的的最重要因素便是译文预期的接受者，他们有自己的文化背景知识，对译文的期待以及交际需求。每一种翻译都指向一定的受众，因此翻译是在“目的语情景中为某种目的以及目的受众而产生的语篇。芬兰学者曼塔里( Justa Holz-Manttari)发展了费米尔的目的论，在他的理论模式中，翻译被解释为一种“为实现某种特定目的而设计的复杂行为”。翻译行为的目的在于传递跨越语言与文化障碍的信息，“翻译行为是产生某种信息传递着的过程。他为协调行为与交际合作而服务于上级行为系统。曼塔里特别强调翻译过程的行为方面，重视行为参与者(行为发起者、译者、译文使用者)环境条件(时间、地点、媒介)的分析。诺德提出翻译行为有三个主要特点:目的性、跨文化性及交际性。根据目的论的基本观点:翻译过程不是由原文或原作者决定的，而是由译文的预期功能(即翻译目的)所决定的，要贴近读者。在这里预期功能(翻译目的)不仅是译文的基本要素，它也决定了译者的翻译策略。而翻译目的即指译文的交际目的通常是由翻译过程的发起者决定的，有时译者也参与决定。目的论的理论基础是功能主义，目的论者认为功能性是翻译过程中起作用的最重要的因素。本文采用的是诺德的理论，如她所讲没有原文就没有翻译，功能性是最重要的准则，然而绝不是唯一的。但翻译目的最主要的还是体现在译文文字中，具体到译者对每一个词、每一句的处理。译者选择的不同翻译策略能反映出不同的翻译目的。
1995年美国著名翻译家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在《译者的隐身》( The Translator’ s Invisibility)中提出了异化法(Foreignizing method)与归化法(Domestication method)两种翻译策略。异化法强调译文应如实传递原作的信息内容，而归化法强调译文与原作对等的表现力。翻译目的是影响翻译策略运用的重要原因，目的不同，手段、方法的选择便不同。
杨宪益夫妇翻译《红楼梦》是受外文出版社的委托，其宗旨是向译语读者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对译者本人来说也认为应该让外国人了解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而大卫·霍克斯基于要与译语读者分享书中乐趣的热切愿望，在翻译过程中，处处考虑如何使译语读者便于欣赏这部作品。基于上述不同的翻译目的，两个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译者在对原文文化信息的微观处理上采用了不同的策略和方法。杨译本忠实于原文的文化特色，以原文文本为中心采用异化策略，忠实于原文，以期译文可以和原著一样具有永恒的艺术价值。而霍译本着眼于译人语的文化特色，以译人语的读者为中心采用了归化策略，努力为译文的读者除掉阅读和理解的障碍，把一切的陌生变为熟识，甚至不惜牺牲原文的一些文化色彩。下面是从《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当中摘录的有关宗教文化信息、历史人物典故及含有文化意象词汇的例子，作粗略的分析并加以对比。
二、宗教文化信息的翻译
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是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对语言的发展影响很大。英汉两个民族的宗教信仰不同，自然也会体现在语言方面。《红楼梦》作为一部中国古典名著，浓缩了中国儒道传统文化的精华，佛教和道教思想贯穿于整个著作。而英语中出现的宗教文化主要是基督教文化。《圣经》在整个西方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中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所以两种文化在思维习惯上、语言表达形式上，都有着自己的特色。
例1原文:平儿忙笑道:“那是他们瞅着 大奶奶是个菩萨，姑娘又是个腼腆小姐，固然是 托懒来混。”(第五十五回)
杨译:Pinger replied : " They ’ re trying to take advantage，because Madam Zhu’s a real Bodhisattva and you’re such a gentle young lady.”
霍译:Patience said } ` They think that because Mrs. Zhu is such a kind，saintly person and you are such a quiet，shy young lady they can get away with anything.
例2凤姐悄悄道:“放尊重些，别叫丫头们看了笑话。”贾瑞如听纶音佛语一般，忙往后退。(第十二回)
杨译:“Take care，”she whispered.“What will the maids think" He drew back instantly as if obeying an Imperial decree or a man date from Buddha.
霍译:‘Take care’said Xifeng in a low tone.‘The servants might see you!’Obedient to his goddess s command，Jia Rui quickly drew back again.
例1中“菩萨”( Bodhisattva)和“佛”(Buddha)是佛教中的两个形象，代表着慈悲和善良，因此，汉语中有“大慈大悲的菩萨”和“我佛慈悲”的习惯说法。杨译时用异化方法保留了这两个中国宗教形象，从而保留了原有的宗教色彩，传达了中国佛教文化。而霍译则采取了归化方法，为了使译语读者易于理解，在例1 中，霍克斯放弃了原有的宗教形象只译出了比喻意义，便于理解。在例2中，霍译改变了原有的宗教形象，代之以基督教的形象，使用了为译语读者所接受的宗教词汇“goddess"，使译文更加流畅自然。
三、词汇意象的翻译
文化意象大多凝聚着各个民族的智慧和历史的文化结晶，其中相当一部分文化意象还与各民族的传说，以及各民族初建时期的图腾崇拜有密切关系。由于汉英两种语言在语言表达方式及所反映的文化内容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同一词汇在两种语言中给人们的联想意义是大不相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因而，从译文中在有关文化意象的词汇翻译上，也最能看出译者的翻译观及其所遵循的翻译原则和翻译方法。
例3原文:比美人之态度兮，凤袁龙翔 (第五回)
杨译:And she bears herself like a phoenix or dragon in flight.
霍译:And I admire her queenly gait，like stately dance of simurgh with his mate.
“龙”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异动物，而“凤”是古代传说中百鸟之王，杨译文忠实于原文的文化意象，将“龙”与“凤”分别译成了和" dragon”与“phoenix"，向译语读者展示了龙与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同时在英语里，phoenix传说是一种生于阿拉伯沙漠的长生鸟，活五六百年后，用自己的翅膀煽火，自焚为灰烬，然后从灰烬中复生为新的phoenix，为此在英语中它有复活和再生之意。而dragon在西方的传说中是指一种身上有鳞，长有翅膀和长长尾巴的口中吐火的巨大晰蝎，在圣经故事里是邪恶的象征。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意象，霍译为帮助其读者正确理解原文，将这两个易使读者误解的词汇去掉，取而代之的是西方人较为熟悉的simurgh，即波斯神话当中一种巨鸟，文化信息虽有些“失真”，但也避免了译语读者对原文的一种误解。
例4原文:怡红快绿
杨译:Happy Red and Delightful Green
霍译:Crimson Joys and Green Delights
例5原文:怡红院
杨译:Happy Red Court
霍译: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s
颜色对于不同民族的人而言，在视觉和心理上所引发的联想和象征意义不尽相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红色意味着喜庆、吉祥、兴旺、欢乐、热情，丰富的内涵深受钟爱，大红灯笼、春节的红色春联、红双喜字，等等。杨译本忠实于原 文及原文文化，保留了原文的“红”字。而在西方文化中，红色则意味着流血、危险或暴力和死亡，绿色则具有类似中国“红”字的联想意义，快乐健康。因此霍译考虑其读者的文化背景，将原文中的“红”字处理成译语读者所熟悉的“绿”字，将原文的精神传达给了译语读者，虽然是貌不合但神却极相似。
四、历史文献典故的翻译
在《红楼梦》中，涉及到许多历史文献典故 和《红楼梦》以前的文学作品，含有很强的历史 文化色彩。而目的语读者缺少这种原文作者和原文读者之间共同的文化背景，没有了文化背景他们在阅读理解时就会感到茫然、莫名其妙，也就是缺乏相应的背景造成了文化空白(cultural gaps)，这给理解带来了困难。在对这一难题处理过程中，译者根据各自的翻译目的各显其翻译策略。
例6原文:凤丫头就是楚霸王，也得这两只膀子举千斤鼎。他不是这丫头，就得这么周到了?(第三十九回)
杨译:As for Xifeng， why，even if she had the strength of the Conqueror of Chu who would lift a tripod a thousand catties，how could she handle everything without Pinger here ？
霍译:Even though she is a regular Tyrant King，she still needs her Patience in order to be so efficient ;just as much as the real Tyrant King needed his two strong arms in order to be able to lift up those hundred weight tripods.
看到上面的比喻，中国读者立刻会把“楚霸王”和“项羽”联系在一起，因为“楚霸王”不仅是一个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他还是一个历史人物。通过“楚霸王”这个比喻，中国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出熙凤和平儿的关系，看出平儿的重要性和才干，就象“楚霸王”的左膀右臂。杨文翻译时保留了“楚霸王”这一文化意象，因而平儿的重要性和才干充分地表达出来了。然而，没有中国文学和历史知识的读者很难领会到这个历史文化意象所传达的文化信息。因而最妥善的方法就是添加注释，简略介绍“楚霸王”这个历史人物以及与之相关的故事。霍克斯为了使读者能够不费力地理解原文，不惜放弃“楚霸王”这一历史文化意象，舍弃了其所蕴涵的深厚文化，简单地使用了其比喻意义，体现了其取悦读者，传播原作故事情节为主的翻译目的。
例7原文:黛玉:“你们瞧，孙行者来了!”(第四十九回)
杨译:“Look，here comes the Monkey King ！”
霍译:‘LOOk，monkey!’
“孙行者”(“孙大圣”)是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的主要人物，在《红楼梦》中多次出现，用来描写调皮、勇敢的年轻人。上例中的“孙行者”指的是史湘云。在小说中，黛玉用这个形象和史湘云开玩笑，一是因为湘云穿着毛茸茸的衣服，二是因为她调皮、勇敢。杨译本忠实于原文的文化特色，保留了“孙行者”这一经典文化意象。霍译本则为其读者方便于理解而放弃了“孙行者”这一文化意象，用“猴子”这一普通形象来代替，只用了他的比喻意义，虽原文意象美有些受损，但对于译语读者来说，阅读过程中就不会有任何障碍，原作的故事性丝毫不受影响。
五、结语
目的论认为翻译策略不是由原文或原作者决定的，而是由译文的预期功能(即翻译目的)所决定的，也就是说由译者想要其译文达到什么目的。正如杨宪益夫妇翻译《红楼梦》是为了向读者传达中国传统的文化，把中国文化原
汁原味地传达给译语读者，在其翻译过程中倾向于异化的翻译策略来处理文化信息内容，尽可能地接近原文，保留原文传统文化特色;而霍克斯翻译的目的如他所说是为了传达审美的愉悦，与西方读者分享本书的魅力，考虑到西方读者的可接受性，在翻译过程中倾向于归化策略，强调译文的表现力，像是用英文写就的原著。所以译者翻译策略的不同归因于其翻译目的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