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中国人的依附性人格对传谋的损害
[论文关键词]依附性人格 传谋 传统文化 典论
[论文摘要]从依附性人格形成的原因、时代变异的特征及它对传媒的损害谈起，并提出一些解决的思路，希望能对中国的传谋发展起到一些促进作用。
中国人自己和外国的哲人们都试图对中国人的性格做出完整的注解和阐释，其中20世纪蜚声世界的英国哲学家、思想家伯兰特·罗素在1922年就曾对中国人的性格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既提到了中国人性格的优点，也毫不隐讳的指出了中国人的性格弱点:贪婪、怯儒、冷摸。他提到:中国人即便是受害者，也总是消极漠然，他们坐等不幸自行消退，像汽水的泡沫一样自行消失;中国人总是彬彬有礼，他们有欣赏权力的偏好，要面子，忍耐度高，喜欢妥协和尊重舆论等等。或许罗素的总结会刺伤我们作为中国人的尊严，但隐讳的确不是一个好主意，认清自己才是进一步发展的前提。
中国人的上述性格特征可以用“依附性人格”作以概括。而中国人的这种人格有其形成的特定环境和历史因素，作为一种普同的社会心理，它不是社会中的某个人所能左右的，而是在强大的文化和制度的背景的牵制中长期发展和积淀的产物。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中国人的这种依附性特征已有所改变，但其潜在的力量仍然会影响几代人。
在信息铺天盖地的时代，每个人都成为媒体潜在的受众，受众的心理特质、人格特征等方面总是会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媒介的生存状态和发展。“中国人”作为一个“泛受众群体”，它的人格必然成为决定中国媒介产业何去何从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我们更关注媒介生存与发展的今天，我们就不得不将这个问题提到桌面，并给以足够的重视。
一、“依附性人格”形成的原因特征及时代变异
1.“依附性人格”形成的原因
中国人的依附性人格，是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形成的，是中国的地理和文化等因素的合力共同塑造出的结果。个体在环境中成长，总是要受到环境的制约和社会情绪、社会情感、风俗习惯、行为规范等等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影响。传统，就是“依附性人格”背后弥漫的大网，它使得在这个社会中的每个人都逃离不掉.在这个民族灵魂的深处有着根深蒂固的文化烙印，中华民族在迫求个人与社会的价值中无不体现出这些因素的制约。
中国是一个土地广裹的国家，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以农耕为主的社会生活模式。农耕以治水为第一要务，于是“推祟权威”成了这一行为的必然结果;靠天吃饭的农耕生活使中国的人民养成了求静、求稳，冷静安详的尊严和信奉天人感应的性格特征。两者的结合带来的是中国专制王朝的产生，和那种君临天下的历史史实，人际关系的身份制、单方向的服从义务似乎成了中国人与生俱来的特色。
还是中国的农耕方式，使得国家趋于定居，于是在社会、文化方面的发展有着较大和较为稳定的连续承袭的可能。农耕地带很快的富庶和文明起来，家族愈来愈大，由于要解决大的家族的关系，血缘成为中国社会的最基本的根基。血缘的划分，决定了宗法制的成型，它是以分封制来实现的一种“家天下”的国家特色。
宗法制建立的目的是为了理顺氏族社会进人奴隶社会后新出现的与血缘关系相交错的阶级关系。在此基础上调整社会结构，以便更有利的利用血缘关系维护家族的统治地位，并借助血缘关系来平衡和分享政治和经济的权利和利益。
中国的宗法社会中，“君叫臣死，臣不死不患;父叫子中国人的依附性人格，是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形成的，是中国的地理和文化等因素的合力共同塑造出的结果。个体在环境中成长，总是要受到环境的制约和社会情绪、社会情感、风俗习惯、行为规范等等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影响。传统，就是“依附性人格”背后弥漫的大网，它使得在这个社会中的每个人都逃离不掉.在这个民族灵魂的深处有着根深蒂固的文化烙印，中华民族在迫求个人与社会的价值中无不体现出这些因素的制约。
中国是一个土地广裹的国家，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以农耕为主的社会生活模式。农耕以治水为第一要务，于是“推祟权威”成了这一行为的必然结果;靠天吃饭的农耕生活使中国的人民养成了求静、求稳，冷静安详的尊严和信奉天人感应的性格特征。两者的结合带来的是中国专制王朝的产生，和那种君临天下的历史史实，人际关系的身份制、单方向的服从义务似乎成了中国人与生俱来的特色。
还是中国的农耕方式，使得国家趋于定居，于是在社会、文化方面的发展有着较大和较为稳定的连续承袭的可能。农耕地带很快的富庶和文明起来，家族愈来愈大，由于要解决大的家族的关系，血缘成为中国社会的最基本的根基。血缘的划分，决定了宗法制的成型，它是以分封制来实现的一种“家天下”的国家特色。
宗法制建立的目的是为了理顺氏族社会进人奴隶社会后新出现的与血缘关系相交错的阶级关系。在此基础上调整社会结构，以便更有利的利用血缘关系维护家族的统治地位，并借助血缘关系来平衡和分享政治和经济的权利和利益。中国的宗法社会中，“君叫臣死，臣不死不患;父叫子
(1)无个人观。“依附性人格”往往是个人消失在集体中，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主体的缺席和沉默的大多数.人们往往怯于表达自己的愿望，对集体是绝对的服从和依赖。
(2)缺乏“责任感”。权利与责任总是相伴而生，对权利的放弃，也带来了贵任感的缺失。“无个人观”使得人们对集体的绝对服从，个体无须对事情进行过多的思考，只需按章办事不必担当任何贵任。一旦有任何事情发生，就会出现互相推诱和抱怨。
(3)对“官”、“权威”的崇拜，和与之相伴生的对“权威”的畏惧。
(4)敏感的性格特质。别人的每一个看法，每一次偶然的目光，都会把人们的内心搅得方寸大乱，缺少安全感和对“权”、“官”的畏惧、追逐的不安，使人们的性格趋于神经质。
(5)被动的忍耐力。这种忍耐力总是来自于强大的消极抵制力，忍耐的另一种表现就是“冷淇和怯懦”。就如罗素所言，中国人，即便是受害者—受可以避免的不幸之害，对于他人的热心也是消极的淇然;他们坐等不幸自行消退，像汽水的泡沫一样自行消失.
(6)冷漠和怯儒。不是没有感动与激情，而是怯于权威，不善表达自己内敛的感情。
3.“依附性人格”的时代变异
市场经济支配的社会，改变了小农经济时代的社会特征，人们的视线不再停留在方寸的土地上，对于商品的祟拜，成为了新的社会追求。转型期的中国，财富与知识的分离导致了人格的分离，依附性人格在新的时代恶化为一种虚伪和分裂性的人格。“虚伪性”、“分裂性”人格，一方面表现为冷漠寡言、除了“钱”对任何事情都漠不关心、顺从服帖;另一方面又表现为牢骚满腹，意见漫天飞.他们表里不一，外表冰冷，骨子里却渴望一种侠肝义胆的英雄人格。“依附性人格”。不仅影响了人际关系的真诚，而且还影响到中国的舆论氛围。
对世事的漠不关心，并不符合信息时代的要求，它需要每个人广泛地了解并参与到信息的传播中，人不再是一个被动的主体(受众)，而是一个能动的参与者、传播者。中国人的“依附人格”使他们不是无意见表达，而是将意见转为“地下传播”。由于对“权”、“官”的崇拜表现为一种病态的“畏惧”心理，养成了有意见当面不提而是背后议论的习惯。于是小道消息有了滋生的土壤，并以“葡萄串”的方式迅速传播，给中国的舆论控制带来了困难。
二、“依附性人格”对传媒的损害
受众是传播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信息的终点和反馈信息的起点，受众的心理状态对传播行为和传播效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依附性人格”作为一种社会心理，对广大的受众有着强大的制约力。受众的病态敏感，和表达方式的隐蔽、羞怯以及对“权威”的崇拜与畏惧损害若中国传媒的发展，这种人格像一把匕首迂回曲折的穿过传媒地五脏六腑，并时不时地就会在某个时刻突然出现.
1.它使得传媒不能够认清自己的位置
在2002年8月的一期“锵锵三人行”节目中窦文涛谈到的一个话题引起了笔者的注意。话题是这样引人的:中国内地的观众总是让他的节目帮忙找人，或做类似的离题很远的服务性帮助。窦文涛提到，中国内地的观众认为媒体往往具有一种权利，他能帮民众判案、打抱不平等等，在他们的心里媒体就有如是“清官大人”，但香港的观众就显得比较理智，仅仅视媒体为一份大众化的职业，是商业运作下的一个行业而已。两地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呢，窦文涛并没有解答，但我认为这其实就是中国人的“依附性人格”的一种表现。
中国的记者一贯以来被大众封为或者自封为“无冕之王”，这种由职业所斌予的“权利”，被异化为“权力”，使得媒体总是以“清官”的角色出现在公众的面前，这就导致了报道角度地选取呈一种“俯视”而非是“平视”的状态。相应的，惹人厌的“新闻腔”报道方式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受众往往拒绝接受教化式的信息。“新闻腔”总是一副刻板的面孔，即不亲切又不生动，很难吸引大众的眼球，更谈不上什么传播效果。
2.传播桑道被人为地阻断，回流信息只能是一纸空谈
人们总是习惯于受支配的地位，在电视节目的参与中，观众仅仅是完全听从于导演安排的道具而已。“小人物”的角色设定让他们拙于表露自己的欲望和意见，主体性再一次丧失。同时，人格的分裂使得反馈的信息也不真实，调查的结果不但起不到帮助的作用，还容易引起误导。回流信息在无形中被消解。
3.传播方式的虚假、不真实
受众的依附性人格表现出的“虚假参与”，往往带来节目的不真实。谈话栏目、现场娱乐报道、现场追踪等等都是时下最流行的电视节目，它们往往以观众的现场参与为味头，增加节目的卖点。大众此时成为节目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在节目中有了一定“话语权”，但大众是否真的就能很好表达自己的愿望和意见呢，这一点很值得质疑。
“语言的背后表达的不是简单的口才问题，其背后是一整套制度、环境和文化传统”，作为传统的深刻烙印，“依附性人格”会制约人在镜头前的态度和表现.心理学家瓦伯纳(S-Wapner)和阿尔伯(T"Alper)发现人们往往有一种社会顾虑倾向，在大众前的各种表现与私下里表现不尽相同.镜头前的参与者，多数是抛弃了自己一贯的思想，转而成为权力掩映下的传声筒。卡西尔就曾提出过人们的语言能力的丧失问题。人们在社会化过程中丢失了自己的思想，完全服从于权威。人们在镜头前总是担心自己的形象和话语的失误，这实际是一种对权力的恐惧造成的。
4.传播定位的偏失
“依附性人格”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变异为“人格的分裂”，它便得人们对待问题的态度总是表里不一，话语并非内心的真实告白。调查表明虽然大家一再声称某电视节目很平庸，但却仍然沉醉于该节目之中。所以当人们表现出对什么节目趋之若，时，要避免节目的跟风。调查并不能完全反映人们的真实想法。从众心理、社会顾虑倾向都会使人们的对待调查的态度不坦白，“依附性人格”的“虚假性”更是导致这种不真实的情况发生的原因之一，依赖量化事实的传媒，在定位中难免会出现偏失。
5.传播的舆论控制面临巨大挑战
网络作为一个新兴的媒体，它的匿名性、平级化、分权化等等特性，为中国人“依附性社会心理”提供了滋生壮大的环境。依附性人格往往表现为表里的不一，由于对“权”、“官”的崇拜，使得公众在公开的场合发表的言论总是对权威的附和，和一种对权力的服从，但一旦有机会的话，公众就会在私下里交换言论，广泛传播自己的意见，以期得到他人的认同。网络中的匿名和权威的缺失，使人们不再顾及对“权”、“官”的提防，网络成为言论的大卖场和众人的狂欢地。各种言论出现在网络中，并以指数级迅速扩散。中国舆论监督要想控制有力，就必须占领这片阵地。要做好对舆论的正确引导也必须要能够对网络进行正确利用。
三、如何做到趋利避害
解铃还需系铃人，要真正解决问题，作好舆论控制、办出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还需回到对民众性格的塑造上来，如何做了仍需商榷。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想对民众的人格改造也是如此，应该在每一天的群众接触的最多的媒体中进行潜移默化的引导和改良。国民性的改造不能一践而就，它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的配合。
从媒体的角度，我们可以做以下策划，使媒体自身的发展与中国人的人格改良在互动中共同发展。
1.将“人格的独立”内化在节目的指导思想中其一，以“平民心态”办节目。放下高高在上的心态，让“权利”回归本真，让媒体真正成为“社会的公器”。注重平等的参与意识，在节目中增加互动的几率。平民心态的把握，主要是一种始终对各种人的平视，无论他是精英还是民众百姓，无论他是领导还是群众。
其二，议题设置的“平民化”.避免“长官新闻”和“家长制”的报道充斥媒体的各个空间和时段。眼睛应该向下看，多关注百姓生活，多了解百姓的立场，循序善诱。“平民化”不是“庸俗化”，它是在话题的选择上，少触及一些大众敏感和不便公开谈论的问题，多一些群众关心和感兴趣的题目，让人们有发言的欲望，在发言中听到自己的声音，从而多了一分归属感、主体感。
其三，尊重新闻规律。遵从新闻的规律是保证客观、平实的利器。作为准则，它可以帮助传播者摒弃一切外来的干扰，既不夸大，也不压制批评，让人们体验到媒体的公正性，排除直言的后顾之优。
2.将“人格的独立”表现在节甲开展的方式中
其一，栏目或节目的主持人要有真诚的幽默和设身处地的人文关怀。任何节目都是一个相对的独立空间，是参与节目的场内观众和场外观众与主持人共同形成的一个“场”。按社会心理学家勒温所说，目前和近期的环境影响是行为的决定因素，行为既不依赖过去，也不依赖将来，而依赖现在的“场”。每一个行动总是受它在其中发生的“场”的影响，这个“场”包括个体的其他行为以及环境的其他因素。所以，主持人作为“场”中最能动的因子，应该发挥他的主动性，调动场中的各个个体的情绪和参与意识，为观众创造一个轻松和具有人格独立的“场”。
其二，节目的互动性的加强。互动性加强的手段是利用先进科学技术，减少中间环节，畅通中间渠道，使信息与反馈信息能够流动起来。让中国的观众能够体会到媒体的开放性，语言的交流的畅通性，言而无忌。
其三，是节目的平实风格。平实文风不仅是文体的改革，而且是一种节目观的改造，它有利于国民的依附性人格的改善。平实的节目将受众真正提到了主体的位置，而非是传播者一厢情愿的夸张表现，它以“人”来报道生活，而非单纯事件的叙述。人是参与者，是主体。“人”在纸面上、屏幕中突显出来、丰满起来，中国人的主体的意识在媒体的帮助下重新树立起来。
3.将“人格的独立”表现在节目的内容中
媒体作为文化的承载和表述工具既反映了文化的变迁，又为新的文化的传递和再生提供了条件。人们往往通过媒介表述的内容和形式来了解它代表的社会的观念和文化，它为人们定义了一个人的活动空间和在这个空间扮演的社会角色，人参与这个活动并在此活动中确认自己的主体位置和与他人的关系。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是人的延伸”，正是强调了媒介对的人影响。大众媒介在节目中制造并传播新的文化观念和社会规范与道德，树立“独立的人格”意识，在潜移默化中协调人的自我行为，使人格正常和健康发展。
4.“人格的独立”在媒体中的运用和发展
在对媒体的把握上尤其注重对网络的利用，网络作为一种开放性最大的媒体，应该有利于对信息和民众的思想进行有效的因势利导。网络作为一个新兴的媒体，它兼具三大媒体的一切优势，但优势也总是相对的如果不能很好的加以引导，优点往往也会转化为缺点.网络让每一个人都能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言论，它蔓延极广和影响力极大，是好事也是坏事，它为媒体与受众提供了一个亲和的交流平台，但也为媒体引导大众思想带来了困难。
网络时代的时代精神被有些人归纳为“个人主义”的复兴。我想这并不是我们想要的，“个人主义”的过多强调带来的往往是自私、和对他人排斥。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平衡和双赢的结果，所以，网络应该在媒体的正确运用中成为人们接受信息和平等交流的公共平台。网络应该让人们走得更近，而不是更远;让人格日趋完善，而不是日益恶化。这些都有赖于媒体的正确利用和发展。
中国是一个有着深远文化渊源的国家，传统的道德和制度深深的烙印打在每个国人身上，要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单纯凭借媒体的力量显得有些势单力薄，还需借助于政治和文化等多方面的配合。民主意识的提高、舆论环境的开放，有助于民族心理的重建，有利于民族性格的重组。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受众，就有什么样的媒体，国民性改造得成功与否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媒体的健康发展。
[论文摘要]从依附性人格形成的原因、时代变异的特征及它对传媒的损害谈起，并提出一些解决的思路，希望能对中国的传谋发展起到一些促进作用。
中国人自己和外国的哲人们都试图对中国人的性格做出完整的注解和阐释，其中20世纪蜚声世界的英国哲学家、思想家伯兰特·罗素在1922年就曾对中国人的性格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既提到了中国人性格的优点，也毫不隐讳的指出了中国人的性格弱点:贪婪、怯儒、冷摸。他提到:中国人即便是受害者，也总是消极漠然，他们坐等不幸自行消退，像汽水的泡沫一样自行消失;中国人总是彬彬有礼，他们有欣赏权力的偏好，要面子，忍耐度高，喜欢妥协和尊重舆论等等。或许罗素的总结会刺伤我们作为中国人的尊严，但隐讳的确不是一个好主意，认清自己才是进一步发展的前提。
中国人的上述性格特征可以用“依附性人格”作以概括。而中国人的这种人格有其形成的特定环境和历史因素，作为一种普同的社会心理，它不是社会中的某个人所能左右的，而是在强大的文化和制度的背景的牵制中长期发展和积淀的产物。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中国人的这种依附性特征已有所改变，但其潜在的力量仍然会影响几代人。
在信息铺天盖地的时代，每个人都成为媒体潜在的受众，受众的心理特质、人格特征等方面总是会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媒介的生存状态和发展。“中国人”作为一个“泛受众群体”，它的人格必然成为决定中国媒介产业何去何从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我们更关注媒介生存与发展的今天，我们就不得不将这个问题提到桌面，并给以足够的重视。
一、“依附性人格”形成的原因特征及时代变异
1.“依附性人格”形成的原因
中国人的依附性人格，是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形成的，是中国的地理和文化等因素的合力共同塑造出的结果。个体在环境中成长，总是要受到环境的制约和社会情绪、社会情感、风俗习惯、行为规范等等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影响。传统，就是“依附性人格”背后弥漫的大网，它使得在这个社会中的每个人都逃离不掉.在这个民族灵魂的深处有着根深蒂固的文化烙印，中华民族在迫求个人与社会的价值中无不体现出这些因素的制约。
中国是一个土地广裹的国家，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以农耕为主的社会生活模式。农耕以治水为第一要务，于是“推祟权威”成了这一行为的必然结果;靠天吃饭的农耕生活使中国的人民养成了求静、求稳，冷静安详的尊严和信奉天人感应的性格特征。两者的结合带来的是中国专制王朝的产生，和那种君临天下的历史史实，人际关系的身份制、单方向的服从义务似乎成了中国人与生俱来的特色。
还是中国的农耕方式，使得国家趋于定居，于是在社会、文化方面的发展有着较大和较为稳定的连续承袭的可能。农耕地带很快的富庶和文明起来，家族愈来愈大，由于要解决大的家族的关系，血缘成为中国社会的最基本的根基。血缘的划分，决定了宗法制的成型，它是以分封制来实现的一种“家天下”的国家特色。
宗法制建立的目的是为了理顺氏族社会进人奴隶社会后新出现的与血缘关系相交错的阶级关系。在此基础上调整社会结构，以便更有利的利用血缘关系维护家族的统治地位，并借助血缘关系来平衡和分享政治和经济的权利和利益。
中国的宗法社会中，“君叫臣死，臣不死不患;父叫子中国人的依附性人格，是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形成的，是中国的地理和文化等因素的合力共同塑造出的结果。个体在环境中成长，总是要受到环境的制约和社会情绪、社会情感、风俗习惯、行为规范等等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影响。传统，就是“依附性人格”背后弥漫的大网，它使得在这个社会中的每个人都逃离不掉.在这个民族灵魂的深处有着根深蒂固的文化烙印，中华民族在迫求个人与社会的价值中无不体现出这些因素的制约。
中国是一个土地广裹的国家，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以农耕为主的社会生活模式。农耕以治水为第一要务，于是“推祟权威”成了这一行为的必然结果;靠天吃饭的农耕生活使中国的人民养成了求静、求稳，冷静安详的尊严和信奉天人感应的性格特征。两者的结合带来的是中国专制王朝的产生，和那种君临天下的历史史实，人际关系的身份制、单方向的服从义务似乎成了中国人与生俱来的特色。
还是中国的农耕方式，使得国家趋于定居，于是在社会、文化方面的发展有着较大和较为稳定的连续承袭的可能。农耕地带很快的富庶和文明起来，家族愈来愈大，由于要解决大的家族的关系，血缘成为中国社会的最基本的根基。血缘的划分，决定了宗法制的成型，它是以分封制来实现的一种“家天下”的国家特色。
宗法制建立的目的是为了理顺氏族社会进人奴隶社会后新出现的与血缘关系相交错的阶级关系。在此基础上调整社会结构，以便更有利的利用血缘关系维护家族的统治地位，并借助血缘关系来平衡和分享政治和经济的权利和利益。中国的宗法社会中，“君叫臣死，臣不死不患;父叫子
(1)无个人观。“依附性人格”往往是个人消失在集体中，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主体的缺席和沉默的大多数.人们往往怯于表达自己的愿望，对集体是绝对的服从和依赖。
(2)缺乏“责任感”。权利与责任总是相伴而生，对权利的放弃，也带来了贵任感的缺失。“无个人观”使得人们对集体的绝对服从，个体无须对事情进行过多的思考，只需按章办事不必担当任何贵任。一旦有任何事情发生，就会出现互相推诱和抱怨。
(3)对“官”、“权威”的崇拜，和与之相伴生的对“权威”的畏惧。
(4)敏感的性格特质。别人的每一个看法，每一次偶然的目光，都会把人们的内心搅得方寸大乱，缺少安全感和对“权”、“官”的畏惧、追逐的不安，使人们的性格趋于神经质。
(5)被动的忍耐力。这种忍耐力总是来自于强大的消极抵制力，忍耐的另一种表现就是“冷淇和怯懦”。就如罗素所言，中国人，即便是受害者—受可以避免的不幸之害，对于他人的热心也是消极的淇然;他们坐等不幸自行消退，像汽水的泡沫一样自行消失.
(6)冷漠和怯儒。不是没有感动与激情，而是怯于权威，不善表达自己内敛的感情。
3.“依附性人格”的时代变异
市场经济支配的社会，改变了小农经济时代的社会特征，人们的视线不再停留在方寸的土地上，对于商品的祟拜，成为了新的社会追求。转型期的中国，财富与知识的分离导致了人格的分离，依附性人格在新的时代恶化为一种虚伪和分裂性的人格。“虚伪性”、“分裂性”人格，一方面表现为冷漠寡言、除了“钱”对任何事情都漠不关心、顺从服帖;另一方面又表现为牢骚满腹，意见漫天飞.他们表里不一，外表冰冷，骨子里却渴望一种侠肝义胆的英雄人格。“依附性人格”。不仅影响了人际关系的真诚，而且还影响到中国的舆论氛围。
对世事的漠不关心，并不符合信息时代的要求，它需要每个人广泛地了解并参与到信息的传播中，人不再是一个被动的主体(受众)，而是一个能动的参与者、传播者。中国人的“依附人格”使他们不是无意见表达，而是将意见转为“地下传播”。由于对“权”、“官”的崇拜表现为一种病态的“畏惧”心理，养成了有意见当面不提而是背后议论的习惯。于是小道消息有了滋生的土壤，并以“葡萄串”的方式迅速传播，给中国的舆论控制带来了困难。
二、“依附性人格”对传媒的损害
受众是传播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信息的终点和反馈信息的起点，受众的心理状态对传播行为和传播效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依附性人格”作为一种社会心理，对广大的受众有着强大的制约力。受众的病态敏感，和表达方式的隐蔽、羞怯以及对“权威”的崇拜与畏惧损害若中国传媒的发展，这种人格像一把匕首迂回曲折的穿过传媒地五脏六腑，并时不时地就会在某个时刻突然出现.
1.它使得传媒不能够认清自己的位置
在2002年8月的一期“锵锵三人行”节目中窦文涛谈到的一个话题引起了笔者的注意。话题是这样引人的:中国内地的观众总是让他的节目帮忙找人，或做类似的离题很远的服务性帮助。窦文涛提到，中国内地的观众认为媒体往往具有一种权利，他能帮民众判案、打抱不平等等，在他们的心里媒体就有如是“清官大人”，但香港的观众就显得比较理智，仅仅视媒体为一份大众化的职业，是商业运作下的一个行业而已。两地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呢，窦文涛并没有解答，但我认为这其实就是中国人的“依附性人格”的一种表现。
中国的记者一贯以来被大众封为或者自封为“无冕之王”，这种由职业所斌予的“权利”，被异化为“权力”，使得媒体总是以“清官”的角色出现在公众的面前，这就导致了报道角度地选取呈一种“俯视”而非是“平视”的状态。相应的，惹人厌的“新闻腔”报道方式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受众往往拒绝接受教化式的信息。“新闻腔”总是一副刻板的面孔，即不亲切又不生动，很难吸引大众的眼球，更谈不上什么传播效果。
2.传播桑道被人为地阻断，回流信息只能是一纸空谈
人们总是习惯于受支配的地位，在电视节目的参与中，观众仅仅是完全听从于导演安排的道具而已。“小人物”的角色设定让他们拙于表露自己的欲望和意见，主体性再一次丧失。同时，人格的分裂使得反馈的信息也不真实，调查的结果不但起不到帮助的作用，还容易引起误导。回流信息在无形中被消解。
3.传播方式的虚假、不真实
受众的依附性人格表现出的“虚假参与”，往往带来节目的不真实。谈话栏目、现场娱乐报道、现场追踪等等都是时下最流行的电视节目，它们往往以观众的现场参与为味头，增加节目的卖点。大众此时成为节目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在节目中有了一定“话语权”，但大众是否真的就能很好表达自己的愿望和意见呢，这一点很值得质疑。
“语言的背后表达的不是简单的口才问题，其背后是一整套制度、环境和文化传统”，作为传统的深刻烙印，“依附性人格”会制约人在镜头前的态度和表现.心理学家瓦伯纳(S-Wapner)和阿尔伯(T"Alper)发现人们往往有一种社会顾虑倾向，在大众前的各种表现与私下里表现不尽相同.镜头前的参与者，多数是抛弃了自己一贯的思想，转而成为权力掩映下的传声筒。卡西尔就曾提出过人们的语言能力的丧失问题。人们在社会化过程中丢失了自己的思想，完全服从于权威。人们在镜头前总是担心自己的形象和话语的失误，这实际是一种对权力的恐惧造成的。
4.传播定位的偏失
“依附性人格”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变异为“人格的分裂”，它便得人们对待问题的态度总是表里不一，话语并非内心的真实告白。调查表明虽然大家一再声称某电视节目很平庸，但却仍然沉醉于该节目之中。所以当人们表现出对什么节目趋之若，时，要避免节目的跟风。调查并不能完全反映人们的真实想法。从众心理、社会顾虑倾向都会使人们的对待调查的态度不坦白，“依附性人格”的“虚假性”更是导致这种不真实的情况发生的原因之一，依赖量化事实的传媒，在定位中难免会出现偏失。
5.传播的舆论控制面临巨大挑战
网络作为一个新兴的媒体，它的匿名性、平级化、分权化等等特性，为中国人“依附性社会心理”提供了滋生壮大的环境。依附性人格往往表现为表里的不一，由于对“权”、“官”的崇拜，使得公众在公开的场合发表的言论总是对权威的附和，和一种对权力的服从，但一旦有机会的话，公众就会在私下里交换言论，广泛传播自己的意见，以期得到他人的认同。网络中的匿名和权威的缺失，使人们不再顾及对“权”、“官”的提防，网络成为言论的大卖场和众人的狂欢地。各种言论出现在网络中，并以指数级迅速扩散。中国舆论监督要想控制有力，就必须占领这片阵地。要做好对舆论的正确引导也必须要能够对网络进行正确利用。
三、如何做到趋利避害
解铃还需系铃人，要真正解决问题，作好舆论控制、办出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还需回到对民众性格的塑造上来，如何做了仍需商榷。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想对民众的人格改造也是如此，应该在每一天的群众接触的最多的媒体中进行潜移默化的引导和改良。国民性的改造不能一践而就，它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的配合。
从媒体的角度，我们可以做以下策划，使媒体自身的发展与中国人的人格改良在互动中共同发展。
1.将“人格的独立”内化在节目的指导思想中其一，以“平民心态”办节目。放下高高在上的心态，让“权利”回归本真，让媒体真正成为“社会的公器”。注重平等的参与意识，在节目中增加互动的几率。平民心态的把握，主要是一种始终对各种人的平视，无论他是精英还是民众百姓，无论他是领导还是群众。
其二，议题设置的“平民化”.避免“长官新闻”和“家长制”的报道充斥媒体的各个空间和时段。眼睛应该向下看，多关注百姓生活，多了解百姓的立场，循序善诱。“平民化”不是“庸俗化”，它是在话题的选择上，少触及一些大众敏感和不便公开谈论的问题，多一些群众关心和感兴趣的题目，让人们有发言的欲望，在发言中听到自己的声音，从而多了一分归属感、主体感。
其三，尊重新闻规律。遵从新闻的规律是保证客观、平实的利器。作为准则，它可以帮助传播者摒弃一切外来的干扰，既不夸大，也不压制批评，让人们体验到媒体的公正性，排除直言的后顾之优。
2.将“人格的独立”表现在节甲开展的方式中
其一，栏目或节目的主持人要有真诚的幽默和设身处地的人文关怀。任何节目都是一个相对的独立空间，是参与节目的场内观众和场外观众与主持人共同形成的一个“场”。按社会心理学家勒温所说，目前和近期的环境影响是行为的决定因素，行为既不依赖过去，也不依赖将来，而依赖现在的“场”。每一个行动总是受它在其中发生的“场”的影响，这个“场”包括个体的其他行为以及环境的其他因素。所以，主持人作为“场”中最能动的因子，应该发挥他的主动性，调动场中的各个个体的情绪和参与意识，为观众创造一个轻松和具有人格独立的“场”。
其二，节目的互动性的加强。互动性加强的手段是利用先进科学技术，减少中间环节，畅通中间渠道，使信息与反馈信息能够流动起来。让中国的观众能够体会到媒体的开放性，语言的交流的畅通性，言而无忌。
其三，是节目的平实风格。平实文风不仅是文体的改革，而且是一种节目观的改造，它有利于国民的依附性人格的改善。平实的节目将受众真正提到了主体的位置，而非是传播者一厢情愿的夸张表现，它以“人”来报道生活，而非单纯事件的叙述。人是参与者，是主体。“人”在纸面上、屏幕中突显出来、丰满起来，中国人的主体的意识在媒体的帮助下重新树立起来。
3.将“人格的独立”表现在节目的内容中
媒体作为文化的承载和表述工具既反映了文化的变迁，又为新的文化的传递和再生提供了条件。人们往往通过媒介表述的内容和形式来了解它代表的社会的观念和文化，它为人们定义了一个人的活动空间和在这个空间扮演的社会角色，人参与这个活动并在此活动中确认自己的主体位置和与他人的关系。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是人的延伸”，正是强调了媒介对的人影响。大众媒介在节目中制造并传播新的文化观念和社会规范与道德，树立“独立的人格”意识，在潜移默化中协调人的自我行为，使人格正常和健康发展。
4.“人格的独立”在媒体中的运用和发展
在对媒体的把握上尤其注重对网络的利用，网络作为一种开放性最大的媒体，应该有利于对信息和民众的思想进行有效的因势利导。网络作为一个新兴的媒体，它兼具三大媒体的一切优势，但优势也总是相对的如果不能很好的加以引导，优点往往也会转化为缺点.网络让每一个人都能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言论，它蔓延极广和影响力极大，是好事也是坏事，它为媒体与受众提供了一个亲和的交流平台，但也为媒体引导大众思想带来了困难。
网络时代的时代精神被有些人归纳为“个人主义”的复兴。我想这并不是我们想要的，“个人主义”的过多强调带来的往往是自私、和对他人排斥。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平衡和双赢的结果，所以，网络应该在媒体的正确运用中成为人们接受信息和平等交流的公共平台。网络应该让人们走得更近，而不是更远;让人格日趋完善，而不是日益恶化。这些都有赖于媒体的正确利用和发展。
中国是一个有着深远文化渊源的国家，传统的道德和制度深深的烙印打在每个国人身上，要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单纯凭借媒体的力量显得有些势单力薄，还需借助于政治和文化等多方面的配合。民主意识的提高、舆论环境的开放，有助于民族心理的重建，有利于民族性格的重组。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受众，就有什么样的媒体，国民性改造得成功与否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媒体的健康发展。
